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

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拚命劲儿！”

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

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

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蛮人”，“没出息”……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是人吗？”她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