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藉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我们的第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一九五三年在我写的《陶奇的暑期日记》那篇小说里，在七月二十九日那一段，就写到陶奇和她的表妹小秋看《龙须沟》影片后的一段对话，那实际就是我的大女儿和小女儿的一段对话：

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都好过了吗？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受得很。

二十五年以后，我的小女儿，重看了《龙须沟》这部电影，不知不觉地又重说了她小时候说过的话：“‘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第二次解放了，可惜舒伯伯看不见了！”这一次我的大女儿并没有过去搂着她，而是擦着眼泪，各自低头走开了！

在刚开过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看到了许多活着而病残的文艺界朋友，我的脑中也浮现了许多死去的文艺界朋友——尤其是老舍。老舍若是在世，他一定会作出揭发“四人帮”的义正词严淋漓酣畅的发言。可惜他死了！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许多股光柱合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就是热爱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在党中央向科学文化进军的伟大号召下，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也挽救了文艺界，使我能在十二年之后，终于写出了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如今是大地回春，百花齐放。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辛勤劳动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为本世纪之末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他们的东西！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戏剧》１９７８年第７期，后收入《晚晴集》。）

“咱们的五个孩子”成长起来了

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同山带着他弟弟妹妹们，来到我家看望我，他们就是我在十六年前曾经采访报道过的五个孤儿。他们的来到很使我高兴，也勾起我的许多回忆、思绪。

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北京崇文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五个兄妹由于父母相继病逝，成了孤儿。那时最大的才有十五岁，最小的才三岁。街道办事处即刻担起了抚养孤儿的责任，他们郑重地委托孩子同院的大婶大妈和学校里的老师，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的报纸先后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来自全国的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这五个孤儿的住处；还有更多的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少先队员去到他们家里，帮助他们学习，做家务等等……当时，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去访问了北京崇文区的街道办事处、服务站，以及这五个孩子居住、工作和学习的大院、工厂、学校和幼儿园。我见到了照顾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人们，我也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在服务站里服务站的站长陈玉珍笑着对我说：“那天，我开会回来就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着收的几件棉衣活，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们的，是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的人们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