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

“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作。埃及、中国、印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小学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遍，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候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本篇摘自《诗刊》１９６２年第３期《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我们亚非作家的代表们，驾着轻快的春天的翅膀，怀着兴奋而又愉快的心情，飞过嵯峨的山岭，渡过宽阔的海洋，越过茫茫的沙漠，我们热望着在尼罗河边，灿烂的阳光里，榕树的浓荫和玫瑰的清香之中，紧紧地握起我们的新知和旧友的火热的手，兴奋地说：亲爱的同行们，我们不是平常的朋友，普通的相知，我们都是从“世界文化的摇篮”的亚洲和非洲各地来的，我们的民族都有最光荣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也都受过或者正在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作为作家，我们是我们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大军里的一队尖兵。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一支笔，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我们一见便亲！因为我们的友谊不比寻常，这是血和汗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的友谊。

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已经有三个星期了，而开罗会议的印象却至今悬在眼前，我想起那座庄严的国会大厦，我想起那所温暖亲切的“大力士”旅馆，在这里面，我听过多少慷慨激昂的发言，有过多少剖肝沥胆的谈话，看过多少勇敢愤激的面庞，和乐观兴奋的眼光……这许多零零碎碎的回忆，都像一首首雄壮的战歌在我耳边荡漾，鼓舞着我举起我的笔枪，在整齐的步伐中，跟着这支雄壮的义师前进。

可以肯定地说，到会的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代表，对于本届亚非作家会议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本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作家在亚非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是有彻底的了解的，尤其是正在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艰苦反抗的人们。在第三小组——就是讨论发展亚非国家的民族文化和重新估价亚非人民的历史小组里，当讨论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时候，一位非洲的女代表大声疾呼地说：我们必须明白地写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字样。请问在亚洲、在非洲，那一个帝国主义者对亚非人民的侵略压迫，不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那一个老殖民主义者勉强退出的地区，不是由比狼更狡猾的狐狸——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者来填补位置？美帝国主义者，无论他作尽多少虚伪欺骗的宣传，放出多少伪装的“和平队”、“传教士”和“教授”；亚非人民从自身痛苦的经验里，是把这个首恶元凶一眼看到底的！

我会见过一位莫三鼻给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很沉稳，也很热情，多年的艰苦的反帝斗争，锻炼得他像一个中年的战士。我们谈着许多问题，他的那种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见解和论断，使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