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每封都充满了鼓励安慰，充满了热情与爱。每一封大人写的信，都有一段自己过去的痛苦的历史，而大人和儿童的许许多多的信里，又同样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自己的党和政府，有着沦肌浃髓的感激和爱戴。这些信件，这些赠品，这些登门造访伸出热情帮助之手的群众，使得这几个孤儿，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涡里一般，惊喜得眼花缭乱。怪不得当我们约他们星期天来玩的时候，他们笑嘻嘻的脸上，显出怪难为情的样子，说：“我们星期天更是走不开的。有许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学习，搞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来信我们要回复呢！”

像《孤儿不孤》这样的事，在解放以后，本来不是太稀奇的。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北京东唐洗泊街的五个孤儿为什么一时成了全国关怀的中心？那是因为这件事在北京和全国性的报纸上登载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难的过去，现在忆苦思甜，在感激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政府的激动心情之下，都想在这几个孤儿身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在想，我们新社会里的许许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走进园来，目不暇给地看到一大片的纷华绚烂，只在其中有两个人在某一种花卉旁边停留下来，惊奇地赞赏的时候，四周才围上一大群人来仔细地观看评论，又把这种花卉的特点宣传开去，此后它便成了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孤儿不孤》这朵花，也是由两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首先发现的。他们从一篇表扬北京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助人为乐的来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问底，就会牵引出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来。我们这个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宝的矿藏呵！

我们就从“矿苗”拜访起，见到了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

这位满面春风的中年妇女，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她一面让我们坐下，一面笑说，“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话还得从头说起。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带那五个孩子来做棉衣的时候，我不在站里，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是管裁剪的刘大妈接的活。回来听我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人们都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为了省下几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给孩子做了棉衣里子。我们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云她们，说是有了棉衣还应当有棉鞋才好，她们又给孩子们拿来了几双棉鞋。孩子们来取衣服的时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还有剩下的布，都高兴得了不得。这件事做过去也就忘了。不想我们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听到他嫂子回家来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我和我们站里的人们都挺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写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报》去，过不几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就来调查访问了。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头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虽然在春节里要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

‘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又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自从我离开这个服务站，手心里一直存留着陈玉珍有力的把握的余热，耳中一直响着她口里的、亲热负责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坚强清朗的声音。这声音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力量。

在我见到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干部田迈琴之先，从我听到的这位同志办事的周到细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他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