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明珠一颗宝树三株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

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香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我觉得他很幽默！

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５日致王安忆安忆同志：

你的小说集要叫什么名字？还有两篇东西未到我手里，就是《蜀道难》和《我的来历》，其他的我都看了，看全了就可以动笔。事实上，我了解得差不多了。我还好，就是老伴又进了医院，但不日可以出院。匆匆。冰心八、三喜悦期待《儿童文学》这期编了一组福建作家的专辑，像这样集中刊载一省作家的作品，在《儿童文学》还是创举。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独特的山水、人物、花木、鸟兽。因此各省作家的作品往往都带有很浓郁，很丰富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这一期多是福建作家之作。我是福建人，虽然居住在福建的时期很短，但我对于我父母之乡的感情，却很深厚，也爱读福建作家的作品。这期里，郭风同志的四篇童话散文诗，写得十分精彩而风趣。那篇《青蛙的旅行》，走过的就是福建特多的大榕树——福州城本有榕城之称。《麦芽糖人》是我熟悉的人。我最喜欢从他手里捏出来的花花绿绿的动物。而‘番婆’两字，是闽南话，指的外国女人，在北方我从未听见过。《布袋戏》就只在福州看见过，是比北方的木偶戏精彩多了！如火焰山，北方的木偶戏台上就搞不起来。《龙眼园里》

这一篇更是福建独有的。据说四川、广东也有龙眼，但是都不如福州的龙眼那么香甜！

舒婷同志是位很着名的诗人。在这一期里，她也写起小说来了。说的也是闽南的事：木棉树下，一老一少通过飞机模型的爱好，表现出生死之交，这篇《飞翔的灵魂》是很动人的。

陈仲义同志的诗《章鱼看见什么都想要》里的章鱼和银鳗，我还看见过；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鳗这个鱼种，恐怕也是福建特有的吧？刘溪杰同志的诗《红鲤鱼和睡莲花》，也很有儿童情趣。

陈慧瑛同志写的《美丽的足迹》，生动真挚地记叙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几个小故事。周云石同志的小说《描红了的航线》，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题材，反映了海峡两岸孩子渴望早日团聚的心愿。裴慎勤同志的《国王和狼》这篇童话也颇有情趣和哲理。这些作品都值得一读。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别的省份的专辑，使我增加些对祖国各地的知识。１９８５年８月６日致肖凤①肖凤同志：

信悉，我的中剪子巷１４号故居，是进铁狮子胡同，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１９４４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这次是卓如同志在重庆报上找出来的）。因此５８年又写了《再寄》。至于《三寄小读者》到底有多少篇，那是登在上海儿童福利会出版的《儿童时代》上的，我自己也忘了是多少篇，他们可能有书可查。匆匆。冰心八、八①肖凤，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致巴金老巴：

许久没给你写信了，你好吗？

文藻病了，住北京医院已两星期多，是脑栓塞，昏迷不醒，孩子们和特护们在护理。我要等他清醒时再去，孩子们说是有进步。心绪不宁，不多书，望你保重，亲亲小林！大姐八、一五致编委会①同志编委会同志：

信收入。谢冰季，是我的三弟谢为辑，现在兰州。

我的大弟谢为涵（冰仲）已故，二弟谢为杰（冰叔）（化工部总工程师，在北京），都是随着我的冰心而来，你们猜对了。匆匆，祝笔健。冰心八、廿四①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编委会。为《语文报》题词教师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为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为着把你们造就成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合格接班人，而呕尽了心血！我希望你们不辜负他们的培育。书应《语文报》之嘱冰心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安忆来信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给我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这是我第六本集子了。我自觉这本集子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些东西都是我８４年初从美国回来之后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