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每次寄书如《十月》，校样及小说月报都收到无误。等你那八篇的稿子收齐后，即替你写序，不看完全，很难下笔。

你说赴美后思想有冲击和变化，能言其详否？作品中还看不出。冰心七、十三《应当尊敬的人》序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荣获特级教师、“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教师等光荣称号的教师。这本《应当尊敬的人》就是这些先进教师事迹的汇集。

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除了父母之外，一生自幼至老，在学识的成长上、人格的修养上，都是受益于老师们的教诲。

时至今日，每逢在生活中有情绪上的波动或工作上的挫折，我总能从回忆中的某一位老师的充满慈爱的教诲中，得到安慰和鼓励！我深深地感到爱是教育的基础。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的未来，对这一切的爱是老师们教育力量的源泉。当老师们以爱的心血，浇灌在祖国大地上，普遍地开出促进四化人材的灿烂花朵的时候，让我们都来重读这本《应当尊敬的人》，以此向老师们献上衷心的敬意！

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出版。）致巴金巴金老弟：

收到你蝇头小楷的信，十分高兴。我和你一样，杂事太多，客人也不少，该写的都没有写出，也在混日子！北京这几天热得利害，我想上海也够瞧的。吴冰前天去了兰州，是公事，要二十天。吴青（她已给小林寄信，我们常念道你）今天去了承德，三天，是游玩。我和文藻（他问你好）哪也去不了，只好在家吹风扇。我们都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他还在带研究生。我的东西已决定都交资料馆，你知道了。这几个字告诉你我很想你和小林！

前天去医院检查，结果还好。带了花由吴青的孩子送给叶老，他仍在医院，已有几个月了，天热，还是在医院有冷气。冰心七、廿二致王安忆安忆同志：

你的七月十六日长信收到。你寄来的信和书我都已收入，只是你托北京朋友寄的书还未到。也许我不必看完你要出的那本集子中的十篇，我就可以写序，看完全了，当然更好，就是要耽搁时候。那本集子叫什么名字？

你的长信，帮助我了解一些问题，但从你的作品中，我知道的更多。序只是说明我个人对你的欣赏和了解，现在就可以写出，反正你集中的小说，还有未出版的，等等也无妨。

北京这几天热极了，上海也够瞧的？问你母亲好。冰心七、廿二致李①李同志：

昨得你的“铁哥们”舒立的信，谈你得了脑血栓，轻度偏瘫。让我写信劝你不要急躁，这任务，我定能胜任愉快的。

我是１９８０年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因赶译那一本马尔他总统的诗《燃灯者》，忽然犯了脑血栓，也是轻度偏瘫。我一辈子没有什么长处，若有的话，就是：善于与医生合作而且从不悲观。因为，我从小多病（《寄小读者》就是病中的作品）什么吐血等等，我都抗过去了。我吐了几十年的血，到５８年，忽然又吐了，末一次是在伦敦访问时，我患脑血栓那年，已八十岁了，以后又患骨折，行动不便。从那时起，我就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只在家休息，但不废写作。你那么年轻，要以我为鉴，向我学习，与医生合作，不要悲观，这病不是太重要的，只为你没有病过，没有耐性，因此自寻烦恼。

河南孟津人，幼年生活在农村。１９５３年发表小说《不能走那条路》，１９５５年调入河南省文联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孟广泰老头》、《耕云记》；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龙马精神》、《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

振奋起来吧，我不信堂堂男子汉，和疾病斗争的精神，反不如我这个老太太。

祝你早日康复！

冰心１９８５、７、２３。

关于男人（之四）五我的表兄们中国人的亲戚真多！除了堂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表兄弟姐妹。正如俗语说的：“一表三千里。”姑表、舅表、姨表；还有表伯、表叔、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士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