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们新春快乐！谢冰心

三寄小读者通讯十

亲爱的小朋友：

八十年代又过了三个星期了，日子过得多快！前些时候我忙于许多事务，不愿在烦杂的心情之中，给你们写信。昨天，偶然在一位朋友家里，见到一位海外归来探亲的老人，谈了一个下午，他的谈话使我欢喜而又兴奋，我趁今天早起神清气爽的时光，来向你们报道我所听到的一切。

这位老人和我同岁，也是“世纪同龄人”了，他高兴而又慨叹地说：“从我离开祖国三十五年，我已经回来三次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首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周，天安门楼披上了庄丽的新装，两旁的高大建筑，是那样地端严肃穆，路上来往如织的行人，都是那样地健壮愉快，我高兴得落下了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又到海外去，我觉得我胸背也挺直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第二次回来，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那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周总理又逝世了，到处看到的都是伤心惨目的景象，我的心凉了下去，觉得似乎中国一下子又垮下来了。但是，这一年的清明节，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花山，那诗海，那愤激奋发的人潮，我的心血又沸腾了起来，我流着泪握着一个正在抄诗的少年的手说：‘好好干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我还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海外去的。这次回来，是第三次了，我所看到的比我在海外所想象的或听到的好多了。

只有您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才能体会到把‘四人帮’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我也看到了许多缺点，比方说，都市的大街上有一些青年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留着长发和胡子，嚼着口香糖，哼着海外六十年代流行的、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唱的小曲！但是，在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却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他们的第二代，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吧，这些人在他们工作的单位里，多半都是骨干。他们在吃和穿上都十分俭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他们居住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小小的一张书桌上，他们还在认真地辅导他们孩子们的学习，直到孩子们睡了以后，他们才开始摊开图纸或拿出书本，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代吧，大都是健康活泼的、大方有礼的。单就这些孩子们对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陌生老人，那样的恭敬和温暖来说，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亲密关系，并没有丢失。这使得我习惯于‘金钱第一’的社会空气的人，忽然闻到了一种健康清新的气息！

“我承认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远远地落后于西方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轻有为的青年人少年人，只要大家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迎头赶上，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大有可能的。但一定要‘万众一心’，一定要‘艰苦奋斗’，不然的话就难说了，您说是不？

“至于我们海外华人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也都是热爱祖国的。他们都愿意在科学技术上，尽上自己的所知所能，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添砖添瓦……”

他的红光满面的笑脸，和恳挚洪亮的笑声，一直在我面前耳中荡漾。亲爱的小朋友，记得我小的时候，总喜欢坐在老人旁边，听他们谈着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憧憬。他们的话对我往往有很大的启发和鼓励。现在我把这位老人的这段谈话，珍重地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知道了也记住：有多少我们海外的亲人们，把对祖国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呵！

此信到时，你们已经考完了学期考试，在欢度春假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２日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前几天有几位《北京晚报》的编辑来看我。二十年不见了，光阴逝水，人事沧桑，在一阵兴奋而杂乱的谈话之后，他们就言归正传，要我为他们的报纸继续写点短文。

我笑说：“二十年之后，要我再弯下腰去‘拾穗’也就不太容易了。”

一位“老”编辑笑着说：“我记得二十年前的一天，我来取稿的时候，您曾同我说过，周总理很鼓励您写《拾穗小札》。就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对您说过：‘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继续写下去。’”

我呆了一呆，说：“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另一位“老”编辑笑说：“是的，一点不错，那时期大约是在我们报纸发表您的短文《走进人民大会堂》之后，广州会议之前。他一回来就告诉我，我们还告诉了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她也记得。”

我想了一会，说，“你们把这几句话再说一遍。”

一位年轻的编辑连忙从小本上撕下一张纸来递给了我，我又向他借了一枝笔，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就陷入了沉思。在细细的回想之中，我的心潮一浪高过一浪！它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记忆的岩石，喷溅出一朵朵璀璨的浪花！

那几年，我们常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里见到总理。他在百忙之中，回头看见你，总会同你热情而爽朗地招呼，也总会同你说几句关切而鼓励的话。这些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的万木或是一针的新碧，都得到了滋润……电话的铃声响了，是那位年轻的编辑来催稿了。

我提起笔来，写下这段短文，只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一九八○年二月十一日

致台湾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挑选了我的三篇小说，向台湾同胞们广播，我感到高兴而又惭愧！

我没有深入群众的生活，写作的视野不宽，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这三篇东西都是当时当地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感而发的，第一篇《两个家庭》是１９１９年写的，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创作。那时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使得学成归国的有志的年轻人，爱国有心，救亡无力，小说中的陈先生就是顶不住环境的压迫，而抑郁致死。第二篇小说《分》，是写１９３１年我自己在医院里耳闻目见的，因为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使儿童们一出生就走上不同的道路，不甘受悲惨命运的支配的，就要勇敢地起来反抗。第三篇是１９４３年我在四川重庆所目睹的、许多家人在沦陷的北平，而身居敌后的重庆，妻离子散，生活不安，当时的重庆中国政府又无心抗战，因而在敌后的许多单身人中，发生了种种不应发生的悲剧性的社会问题。这使我想起自从台湾和祖国分离以后，一定也会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何年何月我们才能驱散这重重的云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