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位于馬薩諸塞州東南的科德角，是避暑胜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們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里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實嚴格說來，這個地方是在薩默維爾鎮的范圍之內。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說法，已是“年久失修”。本來是一幢房子給兩戶人家住的，現在卻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雖然“便宜”，其實也根本不值這個价錢。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么辦法？住房緊張啊！ 

“嗨，奧爾，你說消防部門為什么還不把這幢房子宣布為危險房屋？”她問。 

“大概他們怕走進去，”我說。 

“我也怕。” 

“上回六月里來你可沒怕呀，”我說。 

（這段對話是九月里我們回校以后講的。） 

“那時我還沒有結婚。現在結了婚了，我認為這個地方無論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么辦呢？” 

“跟我丈夫說去，”她回答說。“他會想辦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嗎？”我說。 

“真的？拿出證明來。” 

“怎么個證明法？”我問，心里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這么鬧怎么行？ 

“抱我進門，”她說。 

“你總不見得會相信這一套胡鬧吧？” 

“抱我進去，信不信以后再說。”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來，托著她走了五級台階，到了門廊上。 

“干嗎停下？”她問。 

“不是到門口了嗎？” 

“沒有，沒有，”她說。 

“我連電鈴邊上咱們的名字都看見了。” 

“該死！這不是我們法定的門口。快上樓去，你這個窩囊廢！” 

到我們“法定”的家門有二十四級樓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气了。 

“你怎么這樣沉？”我問她。 

“你難道就沒想到許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這下子我就更喘不過气來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說出了這兩個字。 

“哈！嚇了你了吧？” 

“沒有。” 

“別騙我了，預科生。” 

“對。剛才，是緊張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樓上。 

這就是我能記得的同“弄錢”這個詞儿毫無關系的絕無僅有的時刻之一。 

多虧了我那個光輝的名字，我們才能在一家本來不肯賒賬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里開了個記賬戶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說，接下來她又說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說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說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局，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洁明了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說話，”我妻子說。 

“那我該說什么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面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面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确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面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里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几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听），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說，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里奇，從道理上說，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里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說，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里。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听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体收音机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听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