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空虚也就意味着一种道德的空虚。城市里刑事犯罪骤增。城市人把这归之于农村流动工的罪责。这些属于一种新的现象。几千年来，人们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村庄的范围内，现在这种固定的规则被取消了，1.5～2个亿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看到了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纸醉金迷。这一切造就了刑事犯罪的土壤。 

      　　贪污腐化：对于政治稳定来说，党政干部中所蔓延的贪污腐化是最危险的因素。它可是引发其他问题的导火索。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它总是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在今天的环境下，它有可能重新发生。这就是江泽民和朱熔基何以严厉打击贪污腐化，不惜对高级干部动以死刑的缘故。 

      　　危及稳定的因素在增长   

      　　在这些社会问题的压力下，农村的不稳定在令人担忧的增长。在城市，尤其是在东北和四川，老工业基地不断出现工人抗议活动。绝大部分的抗议活动都是以“上诉”的方式进行，他们聚集在市府门前，并持着类似于这样的牌子：照发工资、退休金；恢复工作；惩处贪污腐败的管理人员或者政府依法办事。市长常常对请愿者尽力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家，并允诺，他将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安慰他们，也就是允诺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照发。 

      　　但是有时也发生暴力冲突。2000年2月，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一座东北煤矿城，两万名工人与警察持续了三天的马路冲突。工人不满的不仅仅是失却了工作位置，更重要的是不满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关闭前，把那些有价值的部分都转给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一位还在这家企业余留部分工作的工人对西方记者说：“我们矿工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为共产党和中国干，可现在矿山的一部分突然私有化了。” 

      　　在城市工人请愿之外，还有农村的农民的请愿。他们抗议那些不合理的摊派、抗议买粮打白条以及地方政府的那些不合理政策。2000年7月，江苏省由于地方官员要把两个乡合并起来而导致了一场群众抗议。要被撤销的那个乡的5000居民举行了请愿活动。当警察介入并力图解除请愿活动时，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不少警察和请愿者受伤，29辆警车被毁坏。99 

      　　中国领导人必须在市场经济改革与维护社会安定之间保持平衡。   

      　　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社会保险系统。在这个系统完全自如运作之前，政府努力着对城市失业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可是，这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是对于城市人口，数百万进城的农村流动工人以及在农村的农民和那些在村镇企业的工人，依然没有社会保险。而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 

      　　谁清楚的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谁就可能很容易的获得这样的结论，这种状况无法长期持续下去，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这些问题所吞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因此而特别悲观。但是，这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是从邓的改革开始以来就有的。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以新的东西驳斥了那些悲观主义者。 

      　　其原因就在于，迎战问题的力量要比所面临的问题还强大：中国自邓以来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层。正像共产党通报中所介绍的那样，这个领导班子清楚的意识到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尝试着去因势利导。围绕2010年完全实现一个独立运转的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这个领导班子不仅紧紧抓住重点，而且很有能力。那些作为市场救济所需要的人才，已经初步具备。他们来自于中国和西方的精英大学。在现在的政府部委以及大型企业中，已经活跃着一代毕业于美国高校的人员，他们取代了那些在苏联高校毕业的老一代。 

      　　中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就是她的人民。这是一个年轻的群体，12.7亿人的1/3是不到20岁，而65岁以上的也就只有7％（而德国则是17％）。而且他们是崇尚事业、乐于学习的人，他们有能力而且准备去接受艰苦的工作，“吃苦”但不放弃。这就是中国人，将创造中国救济奇迹的人。你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加直觉到：他们能成功！我因此对于那认为中国将失败的预言，充其量给予10％的可能性，而90％以上的可能性是，中国会成功，一个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将会建立，而且经济将持续增长，即便是出现旋流。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将依然以7％的经济增长率继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