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样去为它那十多亿而且仍在持续增长的人口创造工作位置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最遗憾的是，中国在由贫乏救济进入供大于求之后，它在创造劳动位置方面的经济实力确实在严重下降。在1986到1990年间，社会总产值的每个百分点都带来151万个新的工作位置，但是在1991到1995年这个时期，也就只能带来85万个新的工作位置。97即便是8％的增长率也就刚刚消化了那些新增长的劳动力，还不完全能消化那些已经失业的数字。农村企业所创造的那个就业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了，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迫使工业行业提高劳动生产力。 

      　　环境破坏：这是第二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与人口过多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98中国的城市无不沉陷在工业污染和汽车废气之中。中国的农业用地在被侵蚀和荒芜；中国的河流、湖泊由于污染和大型的排水管而坏死；黄河每年有几个月的干涸季节。缺水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农业需要水，工业需要水，城市也需要水。由于过量的使用，使得北方的地下水水位疾速下降。1999年北京的水位下降了3.5米，这是指靠地下水补充北京需求的2/3的那部分水。在东部和东北部平原，水井经常必须钻到深达70米的程度，以便提取地下水。这费用之高以致于农业耕作得不偿失。为了保证救济、政府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价，但是这同时也就像在德国把汽油价格提高到5个马克一样。尽管政府已经关闭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或者在长江上游禁止砍伐等有效措施，并且把国民总产值的1%用于环境保护，但是被破坏的环境尚未完全恢复。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说，中国面临水源、土地和空气枯竭的危险。 

      　　不平等：在前面两个基本问题之后，现在到了由快速救济发展所带来的最艰难的问题。首先是增长的不平等：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沿海城市与内地省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势必带有“不同的增长速度”：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矛盾差异，并且认可其存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不平等性属于一种新的经验感受。几千年来，他们生活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在广大民众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领导上层，也就是皇帝和他的两万大臣以及地方那些由念过书的先生们、占有土地的地主们以及商人们所构成的中层。在毛的时代，绝对的平均主义盛行。随着邓的市场改革，中国社会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开始分化。至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于整个人口来说作为极少数的百万富翁，在他们的车库里停放着奔驰600和红色法拉利。有一个大约包括3亿人的中上层和那些进出于咖啡馆、迪斯科舞厅的城市公子哥儿们群体，同时也有一个包括大约3亿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一个至今为止还没有被经济增长真正顾及到的阶层，其中包括那些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以及改革中的没有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克服绝对贫困方面，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胜利，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使大陆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那些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沿海省份远比内地诸省要快，况且它们原有的基础就高一些。故此，西方的一些观察家们就夸大这种分化，并预言中国会分裂。要知道，内地的不少地区在增长率上还是相当高的，它们从总体上也在前进。政府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投资把经济增长率向中部和西部推进的政策，将会控制这个东西差异问题。在经济发展快的沿海省份，没有人想着从大陆中国政体中分离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内地省份不仅仅是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储存地，更重要的是千年来的这种国家统一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而更为危险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的分化。按照官方统计，1985年时，农村人口平均年收入只有城市人均可实际支配收入的54％，而到了2000年，这种比例下降到36％。在收入发展方面，农民没有办法做到同步，这就造成了一个增长的苦果。 

      　　道德的空白地带：这是一个由于发展的速度所带来的问题。它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它把人们拉出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却不能提供取代这些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一种精神的空白迅速形成。许多人除了对钱的渴望以外别无所求。党组织试图用爱国主义以及对中国儒家历史的自豪感来填充这种空白。许多人返归教会门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他教派，甚至法轮功经历了它们的大规模扩张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