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太平军已经发展为200万人的规模，而且这支冲击力锐利的军队变成了天王的附属军。天王和他的诸位亲王们住在豪华的宫殿中，沉醉于妻妾成群、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但是对于太平军的普通人却实行严格的道德禁忌。1856年发生了内讧，几位亲王以及他们的数千名亲信为之丧生。洪秀全逐渐的难以控制住局面了。基于坚强信念而由普通人所组成的、能征善战的太平军已成为过去。这种局面又持续了8年，太平军才被镇压。 

      　　可是打败太平军的并非政府军，而是地方部队，是一支由儒家出身的总督在地方绅士帮助下、按照新方式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就是湘军那位鸿儒官吏曾国藩。皇帝最终把统领全部抗击太平革命的武装权力交给了他。 

      　　太平革命失败那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太平起义或许应该显示出其轰轰烈烈的声势；或许应该联络地方绅士帮助起义军将领去管理地方；或许应该继续北上，直到推翻显然失去了天赋之命的清王朝。可是，它并非传统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受陌生宗教所引导的。它要摧毁儒家的社会秩序并取缔绅士。绅士以及源于绅士阵营的儒家官吏们因此成了清朝的后盾，因为清朝虽然不是汉人的政权，但却是儒家的。这些绅士们通过协调民团和地方武装，组成了一支抗击太平军的新力量。太平军只占领了城市，而农村几乎全在绅士们的手中。儒家学说再一次显示了道德在保卫国家政权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儒家的官员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构成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拯救这个儒家帝制的国家。 

      　　绅士们也从外部、即从西方列强获得帮助。尽管洪秀全信奉外来的基督教，而且所提供的是唯一的一次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机会，但是他的基督教方式充满了仇恨的使命。洪秀全似乎并非以诚意而接受外来宗教，而是对其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式要求。作为耶稣的天弟，他把自己说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何等的亵渎神明！他既非教皇，也非《圣经》，可是他却去规定信仰的教条。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西方的商人以及他们的政府拒绝了洪秀全。尽管不同于儒家皇帝的是，洪秀全承认各民族的平等，而且显然想在中国实施各民族的平等，可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一个软弱的、纸面上万能的清朝显得更加好驾驭，故此他们决定支持清朝政府。英、法和美国人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那位中国总督的地方部队，帮助他训练士兵并且给“长胜军”派遣军官，甚至还组建欧、美和中国的联合志愿军。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南京，并且在一场残酷的屠杀中把太平军杀得一个男人也不留。借助于现代的武器装备，这些地方军横扫起义军，到70年代初，他们平息了中国各地的起义。奇迹出现了，大清重新恢复了对整个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又被保持了下来。希望还没有破灭，而改朝换代的轮回学说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清王朝又重新爬起来。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个王朝没有来得及喘息，还没有顾得上弄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新的，更大的灾难即已降临。 

      　　“瓜分”（1856～1899）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与太平军的战火尚未熄灭，英国人与法国人联盟，又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12月，英法联军的炮艇攻陷广州，随之沿海岸北上，抵达距离北京百公里的天津，强占了大沽要塞和这座城池。1858年的《天津和约》扩大了1848年《南京条约》的内容，对中国行使主权方面设置了限制。中国还得再开放10个租赁港口，其中包括内河港口如扬子江边的南京以及杭州；传教士们获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权利。 

      　　清政府最关键的让步是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此举重创了皇帝作为万能主宰的重要权力。故此，皇帝对和约中的这一部分犹豫不决。随之，英法联军于1860年开进北京，迫使皇帝逃往热河，联军抢劫并烧毁了乾隆当年精心修建的圆明园。这片废墟至今仍然作为中国耻辱的记忆活活地保存在那里，在废墟上，到处都立有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2000年5月，在火烧圆明园140年后，国际上曾引发了一次热点新闻，那就是英国的索斯比拍卖行以目中无人之态公然把四件当年从圆明园盗来的艺术品在香港当着中国人的面进行拍卖，它们是：三件铜器和一个景泰兰花瓶。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且最终以百万元的价格把它们买到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