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了《新青年》杂志，把它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工具。《新青年》每月出一期，很快就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告青年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所宣传的，是一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道德”，而且它“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种“蒙昧而陈腐的文化”必须完全铲除，以使青年人从暴君式家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民族的能量得以释放。他与保守派毅然对立，并宣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49 

      　　胡适提出意思类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他把类似于拉丁文的古汉语通俗话，倡导用白话文著书立说、出版杂志，并作为简化文字运动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而《新青年》早在1918年就开始以白话文出版，其他杂志也紧随其后，一个大众化的政治和思想讨论从此得以展开了。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基于对中华民族有可能被灭绝的担心，以尖锐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学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份“日记”中，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把儒家社会看作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虚伪的道德口号下的人是狼，所谓的友好和诚信实际上是人吃人。他指责传统的卫道士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上所要维护的，全是“糟粕”。 

      　　新文化，你在何处？（1923～？）   

      　　这种新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新青年》以及其他杂志的作者们都以“新”这个定语在标题中所表示的中国文化，所要创造的东西，是由西方文化中优选出来的东西所构成的。一场在西方世界所有现代哲学和文化著述中去搜寻建筑材料的热潮开始了。蔡源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成了讨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心，而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西方。蔡把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汇集到他的大学。陈独秀领导着哲学院，胡适教授着文学。 

      　　在第一年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德先生”（民主一词英文音）和“赛先生”（科学一词英文音）成了主导的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主的偏爱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深感失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庄严的誓词宣告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可是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想放弃它们在中国的优惠权，而且在凡尔赛还要把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转给日本。事实上，权力政治游戏仍像过去那样，强者对弱者继续享有一切特权。而新的苏维埃却宣布，它们放弃当年沙皇帝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证明，一场这样的革命在一个非工业国家也是可能的。俄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先锋队。人民群众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所领导，中国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此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领导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