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鞍山是东北地区的中心。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该公司钢铁产量占全国的2/3。   

      　　中国不仅工业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而且国家和社会体制也在照搬苏联的模式。北京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莫斯科政府很相似，他们建立了与莫斯科相同的部委，例如一个完整的计划委员会和一系列主管各工业系统的部：机械制造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而且教育也是按苏联的模式搞的，学校和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现代化工业培养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教学计划来自苏联。掌握俄语是个人前程发展的先决条件。1.2万多位苏联和东欧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来到中国，3万名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工人和大学生赴苏联进修学习。 

      　　在一些部委、省级管理机关以及一些国有企业里，那些曾经生活在群众中的农民革命者们的位置被城市官僚取代，他们在写字桌上发号施令。专家和技术权威换下了那些游击战出生的干部。尽管共产党仍然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许多人毫不怀疑这种宣传，但实际情况只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为了这个目标，平均主义社会的理想必须要区分差异性。到1955年，共产党的干部分成了26个不同的级别。 

      　　毛在偏离苏联模式   

      　　人们会惊奇地问道，毛怎么会推行一个与延安精神相矛盾的发展模式呢？在50年代初不仅毛将苏联作为落后国家迅速发展工业的一个榜样，而且在民主制的印度，尼赫鲁也接受了苏联的发展模式。甚至西方也有人提出警告，注意苏联计划经济将要超过西方市场经济。 

      　　从工业发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辉煌。中国甚至超过了苏联相关时期的工业化速度。按照官方的统计，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18%。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发展为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几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中国照搬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出现的问题。建设重工业所需资金来自农业税收，农民为城市的工业化担负费用。然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上，农业人均生产1952年时仅是苏联五年计划开始时的1927年的20%。中国的农业没有什么“盈余”可提取。以加重农民的负担来积累资金所导致的后果，正像毛后来所说的那样，是“清干了池塘的水来捕鱼”。 

      　　与欣欣向荣的城市相比，农业的增长却缓慢乏力。1953到1975年期间，农业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计划指标。按西方的估计，中国农业生产每年仅增长2.7%，略高于人口的增长率（2.2%）。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给重工业建设在资金上带来了更多的缺口。第二个问题是城市中失业率迅速增加。大量投资的重工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然而城市人口却增长很快，当然也包括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早在1955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实施期间，毛就开始疏远苏联的发展模式。外部俨然不知，党内已出现了两个阵营，这最终导致了10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 

      　　毛和毛的追随者们主张放弃苏联的发展模式，提出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发展道路。在寻求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上毛的想法是，动员5亿农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群众定能移山。 

      　　反对毛的这个“唯意志论”政策的人是一些列宁主义者，以刘少奇为代表，在政治局占多数。他们主张继续实行苏联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准备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实际，对农业的投入给予倾斜。 

      　　农业集体化（1955～1956）：党内冲突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