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有些过分着急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的夏天吧。6月16日，毛在回北京之前畅游了长江。在农民气息很重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游泳，敢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游泳，会使人感到是一种奇迹，还带有一种使人进入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意念。53在长江上游泳，不仅展示了72岁的毛强壮的身体，还实现了一个象征着抵达新的彼岸的行为。毛游泳的照片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中国，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毛在狂热的欢迎声中回到了北京。他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过去的50天是“白色恐怖”，命令党的工作组马上从大学和中学撤出。在中央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上（8月1日至12日），毛确定了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党进行革命。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林彪的部队巡逻，红卫兵的吵闹声穿透了中央会议大厅的窗口。 

      　　8月5日，在中央会议召开期间毛将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在了开会大厅的门上。上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的这张大字报无疑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层领导，即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场斗争公开化了。 

      　　8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十六条纲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它是革命者的大宪章，提出了两项任务：   

      　　第一，推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第二，向旧社会的四项残余，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斗争，因为旧有的剥削阶级想利用“四旧”腐蚀人民群众，达到其复辟的目的。   

      　　纲要认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内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人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纲要还决定文化革命战斗队要实行类似于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 

      　　就在同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年轻的红卫兵。林彪站在他的身旁。许多年轻人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身穿军装、臂带红袖章时欣喜若狂。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毛还进行了相同的7次检阅活动，总共有1100万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军队动用火车和卡车免费运送，并负责他们的食宿。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几百万学生以20到30人为一个战斗队，敲着震耳欲聋的鼓，手举毛的小红书穿过大街小巷。红色子弟的战斗队闯入旧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砸碎旧家具和旧瓷器，焚烧书籍和照片。他们毁坏寺庙和博物馆。他们押着教授、老师和领导头带白色高帽游街，在“批斗会”上羞辱折磨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过”。这些被批斗的人的名单大多数是由当地的党组织提供的。与此同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也组织批判会，对那些党的干部进行批斗，而这些人起初也参加了文化革命战斗队。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残酷斗愈演愈烈。 

      　　上海公社 （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