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夏之际，群众最后一次奋起反对背叛革命的行为。然而军队毫不留情地向造反者开枪。6月，毛将红卫兵头目召集在一起，指责他们说：“你们欺骗了我，更主要的是，你们欺骗了工人和农民。”这就成了红卫兵的终结。毛派遣了几百万中学生和大学生到中国的北部和西部那些偏远的农村，让他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9年4月1日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毛宣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79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委员几乎占了一半。军队统治了党。林达到了他权力的高峰。新党章给他带上了“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桂冠。同时，党代会指出了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建设党并发挥它的领导作用”，这预示着下一个冲突的开始。 

      　　结局：“文化大革命”埋葬了文化   

      　　“文化大革命”是从对共产党的攻击开始的，要求重新变成一个革命的党。它却是以在古老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下重新建设共产党而结束的。唯一变化了的是：党的机器又重新掌握在了毛的手中，他是绝对的统治者。毛泽东思想又重新在党章中确立，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了党的思想基础。 

      　　在“文革”中，几百万人的生活遭到破坏，没有人知道死了多少人，是50万，还是最新猜测的几百万呢？几百万人因身体和心灵折磨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并将一直陪伴着他们度过余生。最早的牺牲品是那些老师、教授、作家、艺术家和过去高阶层的家庭成员。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例如老舍这位写过《骆驼祥子》的世界知名作家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普遍性的迫害随着文化革命结束就停止了的话，那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延续了十几年，直到1976年才结束。 

      　　党的干部和城市里的政府官员也遭受了不少苦难。约70%的干部被赶下了台，大多数人活了下来，事后又重新恢复了职务。但也死了不少人，除刘少奇外还有两位政治局委员也都遇害。1958年庐山会议后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折磨致死，吴晗也同样如此。邓小平由于流放在农村躲过死难，但他的长子邓朴方却遭受了红卫兵的严刑拷打，从北京大学的五层楼上跳下，造成下身瘫痪。 

      　　大多数死亡的人主要是那些来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人，他们在相互之间的流血冲突中死去，有的在1967年9月5日后被人民解放军镇压或被群众处决。1968至1969年间，红卫兵解散后有400多万高中生和大学生从城市来到农村，后来几年又有几百万人到农村。大多数人在毛去世后又返回了城市，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却受到了影响，成了“失去的一代”。 

      　　农村的6亿人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未参与的人是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处的人。刘少奇在1961年将“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大多数集体企业关闭，其原因是没有效益和浪费资源。毛又重新搞起了农村工业化发展纲要，直到他1976年去世建起了几十万家大队和公社所属的企业。 

      　　1969年，城里的工厂又恢复了旧秩序，重新强调组织纪律，工人们又被束缚在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尽管取消了对个人实行的物资刺激，但工资制度仍然差距很大。工人的工资分8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分15级；管理人员从基层到高层，一直到党的监督干部的工资分30级。没有变化的还是两部分工人，即固定的终生制工人和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实行相对平均的工资待遇的要求被指责为“极左思想”，严格禁止。 

      　　高等学校的形势直到毛的时代结束时仍然灾难严重。1970年，大学重新恢复教学，但教学规模缩减。学生人数仅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3。入学考试被取消，许多人上不了大学。没有任何学术活动，书店空空如也，许多博物馆都已关闭。中国陷入了危机的时期。有一尖刻的评论曾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就是埋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