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不这样办就行不通，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我这口要命的傲气！就是为了要表明我的事业生涯比她的重要！” 

“可能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伦敦医生说。他是想减轻我的内疚，不过这种手法不见得高明。 

“反正我了解她以前从来也没有去过欧洲！我才了解呢！我难道就不能先陪她到法国去，宁可迟一年再来当我的律师？” 

大概他以为我是看了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资料，事后想起才感到不胜负疚的。他完全想错了。我所以这样痛心，倒不是因为我阻碍了詹尼的“进一步深造”，而是因为我没有能让她赏赏巴黎的风光，一睹伦敦的胜迹，领略领略意大利的情调。 

“你明白啦？”我问他。 

又出现了冷场。 

“你就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他问。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明天五点再谈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他也把头点点。我于是就走了。 

为了冷静冷静自己的头脑，我就顺着公园大道一路走去。一方面也好准备准备，迎接这底下的一步。明天就要开始动手术了。在心灵上开刀，我知道那不能不疼。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收效如何。 

奥利弗的故事8

一连去谈了个把星期，这才接触到了俄狄浦斯那一套。 

哈佛园里的宏伟大楼巴雷特堂，是谁家造的？ 

“是我们家祖上出资造的，为的是要买个好名声。” 

“为什么呢？”伦敦医生问道。 

“因为我们家赚的钱不干不净。因为当年我们家的祖上率先办起了血汗工厂。别看我们家好像很热心慈善事业，那只是近年来才学会的消遣。” 

说来奇怪，这段历史我倒不是在写巴雷特家族史的什么书上看来的，而是在……在哈佛听说的。 

那是我念本科四年级的那年，我因为学分不够，得想法捞几个容易到手的学分来充充数。所以除了其他许多课程以外，我还选了一门“社科108”，即“美国工业发展史”。讲课老师是一位所谓激进派的经济学家，名叫唐纳德·沃格尔。这位先生由于讲课中脏话连篇，在哈佛史上早已声名久着。而且他教的课还有一点非常出名，那就是：这几个学分压根儿就是奉送的。 

（“我就不相信考试，考试是混帐，不折不扣的混帐，简直混帐透了！”沃格尔这句名言一出口，学生中总是欢声雷动。） 

说课堂里座无虚席还是没有道出那种盛况。应该说是人满为患，那些不用功的运动员，那些用功过了头的医预科学生，全来听课了，大家图的都是一样：听这门课可以用不到做作业。 

尽管沃格尔先生讲课的用语很“够刺激”，通常我们却大多就趁机去黑甜乡里小游一番，再不就拿一份《猩红报》来看看。也算我倒霉，偏偏有一天我倒拿耳朵去听了。他那天讲的题目是美国早期的纺织业，当催眠曲来听正合适。 

“真是混帐！说到纺织业，倒还有不少哈佛出身的‘赫赫有名’的混帐家伙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可耻的角色。比方说阿莫斯·布鲁斯特·巴雷特，他就是哈佛1794届的毕业生……” 

好家伙——这不是说的我们家吗！是沃格尔明知道我坐在课堂上听课呢？还是他每年都要对他的学生这样讲上一遍？ 

我在座位上挤命把身子往下缩，他却还是滔滔不绝往下讲。 

“1814年，阿莫斯和几个也是哈佛出身的老朋友结成一伙，把工业革命带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福耳河城。他们兴建了第一批大纺织厂。连厂里的工人也全部蒙他们‘照看’了起来。这就是所谓‘家长式管理’。他们打着维护道德的晃子，把边远农家招来的女工都集中在宿舍里住。吃的住的，公司当然都要扣钱，微薄的工资有一半就这样给扣了去。 

“这班小姑娘一星期要干活八十个小时。巴雷特他们自然还不会忘记教她们过日子要俭省。‘省下钱来存到银行里去嘛，姑娘们。’可你们知道银行又是谁开的呢？” 

我真巴不得变成一只蚊子，好悄悄逃出去。 

唐·沃格尔把巴雷特家族企业集团的发迹史一段一段讲下去，形容的字眼好比一串串连珠炮，火力比平日还猛几倍。他一路往下讲，足足讲了大半个钟点，那可真是如坐针毡的半个多钟点呵。 

十九世纪初叶，福耳河城的工人倒有一半是童工。小到连五岁的都有。童工每星期只能净到手两块钱，成人女工是三块，男的七块半，算是顶了天了。 

可是还不全给他们现钱，全给现钱岂不吃亏了？工钱里有一部分是用代价券支付的。代价券只限于巴雷特家开的店铺里通用，这也是不用说得的。 

沃格尔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当时的工作条件有多恶劣。比方说，织布车间里空气湿度大，织出来的布就质量高。因此老板往往就向车间里喷上点水蒸气。即便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为了使经纱纬纱都保持湿润，车间里一律窗户紧闭。所以工人对巴雷特他们哪里会有好感呢。 

“还有这样一个岂有此理到极点的事实，要请大家注意，”唐·沃格尔讲得简直要七窍生烟了。“恶劣的还不只是工人工作条件这样糟、生活环境这样坏——也不只是出了那么多的工伤事故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赔偿——最要命的是工人那点极不像话的工资倒还在降低！巴雷特利润直线上升，可是给工人的那点可怜巴巴的工资却反倒减之又减！因为移民的浪潮不断涌来，新来的移民工资再低也要争着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