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

奥利弗的故事35

我们在生活中做这样那样的事，要说理由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一般以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为人处世总应该有个逻辑性，听从理智。遇事总应该考虑周全了再放手去做。 

不过伦敦医生有一句话他们恐怕就未必听说过——伦敦医生有一次却告诉我：不妨等事情都过去了，过段时间再来好好想想。 

弗洛伊德——对，就是弗洛伊德——有一次也说过，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我们的行动自然应当服从理智。 

可是要作出一些真正重大的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听潜意识的。 

玛西·宾宁代尔站在1800英尺高的山顶上，香港的整个港口都展现在脚下。天色已是薄暮。就像点蜡烛似的，市区的灯火一处处都亮起来了。 

风很冷。吹得她的头发都披拂在前额上，以前我总觉得她这个形象是挺美的。 

“嗨，朋友，”她说。“看山下哪，灯火点点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我没有答腔。 

“要不要我把一些名胜古迹指给你看？” 

“我今天下午都看够了。那个约翰陪我去的。” 

她应了一声：“哦！” 

渐渐的她发觉了，她对我笑脸相迎，我却并没有笑脸回报。我只是仰脸望着她，心里在嘀咕：这个女人，难道我就差点儿……爱上了她？ 

“有什么事不高兴了？”她问。 

“多着哪，”我回答说。 

“举个例说说呢？” 

我把口气放得很平静。 

“你的血汗工厂里用了童工。” 

玛西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谁家的工厂不是这样？” 

“玛西，这不成其为理由。” 

“看看是谁在发这高论？”玛西说得不动一点声色。“是马萨诸塞纺织大家族的巴雷特先生！” 

我对此是早就有了准备的。 

“问题不在这儿。” 

“怎么不在这儿？你们家沾光早就沾够了，你们的手段跟眼下这里的工厂又有什么两样？”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说，“那时世上还没有我，我也没法去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