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自我组织的无声过程，并不局限于这类比较旧式的工人。也见诸以当地原有的美以美教会为基础的“工会”之中，见诸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兰的矿工之中。同时，也可在新兴工业区高度集中的互助会和互济会中看到这种发展，特别是兰开复地区。1821年，兰开复互济会成员的人口比例（17％），远高出别的郡；1845年，几乎有半数的秘密共济会分部，设在兰开夏和约克郡。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小孩身上，他们高举火炬，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从兰开夏的工业小镇涌向荒野，去参加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它也反映在新兴的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身上，这些商店在19世纪40年代，以极快的速度大肆蔓延。

第二篇 结果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5

然而，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富人惧怕的劳动贫民力量、笼罩他们的“共产主义幽灵”和他们实际有组织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距，更别提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了。他们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从字面意义来说，是“运动”，而不是组织。即使以群众性最强、全面性最广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1838－1848年）——为例，将劳动贫民联系在一起的，也仅是少数传统的激进口号，几位强有力的演说家和如奥康纳那样成了穷人代言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份像《北星报》那样的报纸。反对富人和大人物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对此，老战士们回忆说：

我们有一只叫罗德尼的狗。我的祖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她有点稀奇古怪地使人想起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他在封为贵族之后，就开始敌视人民。有个老女士也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说，科贝特和科布登是两个不同的人——科贝特是英雄，而科布登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拥护者。我记得最久的一幅画——位于华盛顿瓷像不远的样品和版画旁边——是弗罗斯特（john frost，1839年在新港起义失败的宪章派领袖）的画像。该画顶端有一行字指出，它属于“人民之友肖像画画廊”的系列作品之一。画面上方是顶桂冠，下方则表现出弗罗斯特先生以衣衫褴楼的悲惨流浪者形象呼唤正义。……我们的参观者中，最常见的是一位跛足的鞋匠……（他）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带着一份刚从印刷机上拿下来墨迹未干的《北星报》，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那里，目的是要聆听我们家人为他和其他人朗读“赛格斯书信”。报纸先要在火前烤干，然后再仔细整齐地剪下来，以免损坏几乎是神圣产品的每一行字。一切准备就绪后，拉里便平静地抽着短烟斗，偶尔把烟斗伸进壁炉，像教堂里的信徒那样，全神贯注地静听伟大费格斯的音讯。

领导或合作的情形相当少见。1834－1835年的“总工会”，野心勃勃地企图将运动转变成组织，但却可悲又迅速地失败了。最好的情形——在英国和欧洲大陆 ——便是地方劳工群体的自发团结，那些如同里昂丝绸工人的劳动贫民，愿意为了生存奋战到死。使劳工运动凝聚的力量是饥饿、悲惨、仇恨和希望，而使其招致失败的因素，则是组织的缺乏和末臻成熟。众多穷人的饥饿和绝望，足以使他们奋起抗争，但组织的缺乏和末臻成熟，则使他们的起义沦为社会秩序的暂时危机。英国的宪章运动如此，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亦然。在1848年之前，劳动贫民运动尚未发展出等同于1789－1794年革命中产阶级雅各宾主义那样的东西。

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1

给我一个其热情和贪婪已被信仰、希望与仁慈所平定的民族；一个视尘世生涯如朝圣之旅，而将彼岸人生视为真正故土的民族；一个崇拜基督教英雄主义的极度贫穷与苦难的民族；一个热爱与崇拜耶稣基督这位一切被压迫者的先驱，以及他的十字架（普遍得救之工具）的民族。我说，给我一个用主的模式铸造的民族，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很容易挫败，而且不可能被人们想起……

——《天主教文明》

但是，当拿破仑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莫洛肯派（molokan）异教徒农民）相信，他就是约沙王（jehoshaphat）峡谷里的那头狮子，如同他们的古老赞美诗所说的那样，他注定要推翻那位虚假的沙皇，而恢复真正的白沙皇（white tsar）的皇位。因此，坦博夫省（tambov）的莫洛肯教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代表团，穿着白色服装去迎接他。

——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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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世界，人们思考的东西是一回事，而他们藉以思考的术语则是另一回事。对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世界（中国也许是个主要例外）来说，除了少数受过教育和思想解放之人，其他所有人籍以思考这个世界的术语，都是传统宗教的术语，以致在某些国家，“基督教徒”一词根本就是“农民”或“人”的同义词。在1848年前的某个阶段，欧洲的某些地方情况已不再如此，尽管在受到双元革命影响的地区之外，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宗教原本像是无垠的天际，覆盖众人、包含万物，地面上的一切皆无所逃遁；如今却像是人类苍穹中的一堆云朵，只是一片广大、有限而且变化不断的景致。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变化中，这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其实际后果比当时人们所想象的要模糊一些，不确定一些。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最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然，史无前例的是群众的世俗化。在不受束缚的贵族当中，他们一方面对宗教秉持绅士式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却又谨小慎微地履行宗教义务、参与宗教仪式（为下层阶级树立榜样），这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尽管贵族妇女们，如同其他女性一般，依旧要虔诚得多。文雅而有教养的人们，表面上可能是一位最高主宰的信仰者，尽管这个最高主宰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功能，并且肯定不会干预人类活动，或要求除了真心承认之外的任何崇拜形式。但实际上，他们对传统宗教的看法却是相当傲慢，而且常常是公然敌视。即使他们准备宣布自己是坦诚的无神论者，他们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据说，拿破仑问伟大的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在他的天体力学中上帝被置于何处，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公开的无神论者仍然比较少，但是，在那些树立了18世纪后期知识风尚的开明学者、作家和绅士之中，公开的基督教信仰者甚至更为稀少。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的精英之间，有一种欣欣向荣的信仰的话，那一定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和反教会的共济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