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胜利，就这样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可知论或世俗道德的意识形态，浸染了法国思想的特点也就因此传递了下去。除了少数不重要的例外，特别是像圣西门主义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或像裁缝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那样的复古基督教共产主义分子，19世纪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世俗主义的。潘恩的思想具体表达了小工匠和贫困技工的激进民主愿望，其代表作《人权》（rights of man，1791年）一书使他一举成名，而他以大众语言撰写的《理性的时代》（the age reason，1794年），也同样使他声名远播，该书首次指出：《圣经》并非上帝的语言。19世纪20年代的机械论，不仅继承了欧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且也继承了他的无信仰。在欧文主义崩溃很久之后，他们的“科学堂”仍在城市里面广布理性主义的宣传运动。自古至今都不乏信仰宗教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有一大批人既信仰宗教，又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其所声称的一样，是以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基础。

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更令人吃惊的是，群众绝大多数依然是信仰宗教的。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社会的群众而言，当其自然的革命惯用语是一种反叛的（社会异端、千禧年论等等）语言之时，《圣经》就将成为一部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文件。但是，盛行于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世俗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新鲜、而且更为根本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新兴无产阶级的宗教冷漠。以现代的标准而言，在工业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城市群众，无疑是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以19世纪上半叶的标准来看，他们对有组织宗教的疏远、无知和冷漠，则是史无前例的。任何不同政治倾向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一点。1851年的英国宗教普查，也可证明这一点，不过当时人会为此大感惊恐。群众对宗教的疏远，大多可归因于传统的国教教会完全无法掌握各种新式群体（大城市和新工业居民区）和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惯例和经历之中，这两者是十分陌生的。到1851年时，只有34％的谢菲尔德居民有教堂可去，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教堂的居民仅占31．2％，伯明翰更只有29％。对一位农村教区牧师来说，他的困难在于他不知如何拯救一个工业城镇，或扮演城市贫民窟的灵魂领路人。

于是，国教会忽略了这些新社区和新阶级，从而几乎将他们全数（尤其是在天主教和路德派国家）留给了新兴劳工运动的世俗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尾声，终于征服了他们。无论如何，在诸如英国这类教派林立已成为既定现象的国家，新教的发展通常较为成功。然而，有大量证据显示，在那些社会环境最接近传统小城镇或小村庄的地方，比如在农场雇工、矿工和渔民当中，即使是各小教派也都欣欣向荣。但在工业劳动阶级之中，各教派却始终只居于少数地位。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无疑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穷人团体，更少被有组织的宗教所触动。

因此，从1789－1848年这段时期，整体的趋势是强有力的世俗化。当科学冒险闯入进化领域（参见第十五章）之时，它发现自己正处于与《圣经》日益公开的冲突之中。历史学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应用在《圣经》研究之上（尤其是自19世纪30年代，图宾根[tuebingen]的教授首开风气之后），于是，这部由上帝感召（如果不是写作的话）而成的惟一文本，遂被解析成不同时期的历史文件集，并具有人类文献的种种缺陷。拉赫曼（lachmann）的《新约》（novun testamentum，1842－1852年），否定《福音书》是一种目击事实的记录，并怀疑耶稣基督是否曾企图创立一个新宗教。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备受争议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1835年），则将相关传记中的超自然因素尽数去除。及至1848年，受过教育的欧洲几乎已成熟到足以承受达尔文带来的冲击。许多政权开始直接攻击国家教会及其僧侣，或其他掌管教会仪式者的财产和司法特权，而且日渐强大的政府或其他世俗机构，也逐步取代主要由宗教机构承担的功能（尤其〔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是教育和社会福利），凡此种种都使这股潮流更显澎湃。在1789－1848年间，从那不勒斯到尼加拉瓜，各地的修道院都被解散，财产则被卖出。正在欧洲之外征服其他民族的白种人，自然也会对其臣民或受害者所信仰的宗教，发动直接攻击。例如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驻印官员，便下令禁绝焚烧寡妇（suttee）的传统习俗。这些攻击，有的是出于反对迷信、坚信启蒙的理念，有的则只是因为无知，无知于他们的措施将会对受害者带来什么影响。

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2

单从数量上来看，显然所有宗教，都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那种实际上正在萎缩的宗教之外。然而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两种宗教表现出特强的扩张能力，那就是伊斯兰教和新教宗派主义。尽管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以外的传教活动急剧增加，并越来越得到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力量的支持，它们却遭到明显的失败，若把前两者的扩张情势与后者的失败相对比，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年代，有系统的新教传教活动，已在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主导下展开。浸礼宣教会（baptist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各教派共同组成的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年）、基督教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年），均被美国国外传教者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s，1814年）、卫斯理教会（wesleyans，1813－1818年）、美国《圣经》公会、苏格兰教会（1824年）、联合长老会（1835年）、美国美以美圣公会（1819），以及其他组织所追随。尽管有尼德兰宣教会（1797年）和巴塞尔宣教士团（1815年）这类先驱，但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发展传教活动方面，仍然有些落后。柏林和莱茵河流域的宗教会社迟至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瑞典、莱比锡和不来梅在19世纪30年代，挪威则到1842年。而传教活动向来迟缓马虎的罗马天主教，甚至恢复得更晚。基督信仰和贸易之所以大量涌入异教地区，除与欧美的宗教、社会有关，也与其经济史脱不了干系。在此我们仅需指出，及至1848年，除了在某些像夏威夷一样的太平洋岛屿之外，它的成果仍然微不足道。它只在非洲沿岸的狮子山（sierra leone，在18世纪90年代的反奴宣传中，此地曾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利比里亚（liberia，19世纪20年代获得解放的美国黑奴在此建国）据有少数立足点。在南非的欧洲人聚居区周围，海外宣教者（但不是已在当地奠定地位的英国国教和荷兰新教）已开始使一定数量的非洲人皈依。但是，当著名的传教士兼探险家利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于1840年航行到非洲内陆之时，该大陆的原住民实际上仍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