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耽误您时间了。”我说。

“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语言。”老人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而与此同时，无须说，语言则常常需要我们这个中介。没有我们，语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是这样吗——从而成为永远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而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早已不成其为语言。”

“的确如您所说。”我说道。

“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价值的命题。”

“就像禅的公案。”

“正是。”老人点头。

吸完一支烟，老人起身，走回房间。

“祝您愉快！”他说。

“再见！”我说。

星期五下午两点过后，我上道25楼和26楼之间的楼梯转角平台，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儿，一边看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唱歌。刚上小学的年龄。粉色t恤，粗斜纹布短裤，背一个绿色d形背囊，帽子放在膝上。

“你好！”我说。

“你好！”女孩儿停止唱歌。

本来我很想在她身旁坐下，但又不愿意有人路过时怀疑自己不地道，便靠在窗边的墙上，保持距离和她交谈。

“放学了？”我试着问。

“懒得说学校的事。”女孩儿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

“那就不说学校的事。”我说，“你住这座公寓？”

“住。”女孩儿回答，“27楼。”

“常在这楼梯走上走下的？”

“电梯臭。”女孩儿说。

“电梯臭，一直走到27楼？”

女孩儿对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大大地点头：“不是经常，有时候。”

“腿不累？”

女孩儿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嗳，叔叔，这座公寓楼梯的镜子里边，这儿的镜子照人照得最好看，而且和我家里的照人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自己照照看！”女孩儿说。

我跨前一步，面对镜子，注视一会儿里面的自己。给女孩儿这么一说，觉得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同平时在别的镜子里见到的自己是有点儿不一样。镜子彼侧的自己比此侧的自己看上去多少胖些，还有点儿乐呵呵的。打个比方，简直就像刚吃过满满一肚子热乎乎的薄饼。

“叔叔，你养狗的？”

“哪里，狗没养。热带鱼倒是养的。”

“嗬！”女孩应道。不过好像对热带鱼没多大兴致。

“喜欢狗？”我问。

她没有回答，另外问：“叔叔，没有小孩儿？”

“没有小孩儿。”我回答。

女孩儿以充满怀疑的眼光看我的脸：“我妈妈说不能和没有小孩儿的男人说话，说那种男人当中绝对有很多是莫明其妙的。”

“那倒不一定。不过，的确最好提防陌生男人，你母亲说的对。”

“纳叔叔你怕不是莫明其妙的人吧？”

“我想不是。”

“不至于突然亮公鸡出来？”

“不亮。”

“也不搜集小女孩儿的三角裤什么的？”

“不搜集。”

“可有搜集的东西？”

我想了想。现代诗的原始版本倒是搜集的，但这种事恐怕还是不在这里说为好。“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啊。你呢？”

她也就此想了一会儿，然后摇几下头：“我想我也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

接下去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嗳，叔叔，‘炸面圈先生’里边什么最喜欢？”

“‘老年时装’。”我脱口而出。

“那不知道，”女孩儿说，“好怪的名字。我喜欢的是‘圆圆的月亮’，还有‘泡沫奶油兔’。”

“两个都没听说过。”

“里面有果冻馅的家伙，好吃着哩！妈妈却说光吃甜的脑袋不好使，不常给我买。”

“好像好吃。”我说。

“嗳，叔叔，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昨天也好像在这里了，一闪瞧见的。”女孩儿问。

“在这里照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大概像门那样的东西。”

“门？”女孩儿问，“什么门？门也有好多形状和颜色的。”

我开始沉思。什么形状和颜色？那么说来，以前还从没考虑过门的形状和颜色。不可思议。“不知道啊。到底什么形状和颜色呢？说不定也不是门。”

“没准像雨伞似的？”

“雨伞？”我接口道，“是啊，不准是雨伞的理由也好像没有，我觉得。”

“雨伞和门，无论形状、颜色还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确。不过只要看上一眼，当场就会看明白的：噢，对了，这就是正找的东西。雨伞也好，门也好，炸面圈也好，都无所谓。”

“嗬，”女孩儿应道，“很长时间一直找那个？”

“找了很久，从你出生前就开始找了。”

“原来是这样。”说着，女孩儿看了好一会儿自己的手心，思考着什么。“我也帮忙好了，帮你找那个。”“若肯帮忙真叫人高兴。”我说。

“门也好，雨伞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明其妙的东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么回事。”我说，“不过见到了马上就能知道找对了没有。”

“有意思！”女孩儿说，“可今天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练芭蕾舞。”

“那好，”我说，“跟我说了这么多，谢谢！”

“嗳，叔叔你喜欢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说一遍？”

“‘老年时装’。”

女孩儿现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声反复说了几次“老年时装”。

“再见！”女孩儿说。

“再见！”我说。

女孩儿站起，唱着歌跑上楼梯，消失了。我闭起眼睛，再次把身体交给时间的流沙，让时间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托人打来电话。

“丈夫找到了。”她劈头一句，没有寒暄话没有开场白。

“找到了？”我反问。

“嗯，昨天中午警察来了电话，说在仙台站候车室长椅上躺着的时候被监护起来了。身无分文，证件之类也没带，但姓名、住所和电话号码渐渐想起来了。我立即赶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么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说意识到时就躺在仙台站长椅上了，被站务员摇醒的。至于身无分文怎么去的仙台，二十天时间里在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吃的东西，都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