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衣着？”

“衣着和离开家时一样。长了二十天长度的胡须，体重减了十来公斤。眼镜好像在哪里弄没了。我现在是从仙台一家医院打电话过来。丈夫在这里接受医学检查，ct扫描啦、x光透视啦、精神坚定啦。不过眼下头脑功能已经恢复，身体也好像没有问题，单单记忆消失罢了。离开母亲房间和上楼梯之前记得，往下的记忆就没有了。但不管怎样，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东京。”

“那就好！”

“劳您调查到现在，深表感谢。可是看这情形，往下好像没必要再劳驾了。”

“看来是的。”我说。

“所有的一切全都乱糟糟的，费解之处为数多多，但丈夫总之是好端端地回来了。不用说，这对于我是再要紧不过的事。”

“当然。千真万确。”我说，“那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酬金还是想请您收下，收下可以吗？”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说了，酬金之类概不接受。所以，关于这点，请别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谢。”

沉默。该说明的事已大致说明完毕——便是这么一种意味的凉丝丝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种沉默，领略了片刻这凉丝丝的意味。

“那么，请多保重！”少顷，她挂断电话。话中带有未尝不可以说是同情的余韵。

我也放下听筒，随后一边把新铅笔挟在指间旋转，一边盯视着雪白的便笺。雪白的便笺使我想起刚从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单，新床单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躺在新床单上面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图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之后，我梳理记忆，把她所说的用工整的字迹一一记在雪白的便笺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电话，体重减少十公斤，眼镜丢失，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我把铅笔放在写字台上，在椅子上把身体大大向后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驳驳地沾有不规则的图形。眯缝眼睛细看，未尝不像天体图。我一面仰视虚构的星空，一面思忖为了健康或许该重新吸烟才对。脑袋里仍微微回响着上下楼梯的高跟鞋声。

“胡桃泽先生”和我对着天花板一端出声地诉说：“欢迎回归现实世界，回到被患有焦虑性神经症的母亲、脚穿冰锥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围的美丽三角形世界中来！”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个场所寻找门、雨伞、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状的东西，在所有可能找

4、天天移动的肾形石

淳平十六岁时，父亲说过这样的话。虽是骨肉父子，但一来关系并未融洽得可以促膝交谈，二来父亲就人生发表哲学（想必，大概）见解是极为稀罕的事，以致当时的交谈作为鲜明的记忆存留下来了。至于因怎样的情由说到那上面的，却是全然想不起来了。

“男人一生遇上的人当中，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只有三个。既不多于三个，又不少于三个。”父亲说。不，堪称断定。父亲以轻淡而果断的语气这样说道，就像再说地球用一年时间绕太阳一周。淳平默默听着——也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他感到吃惊，至少想不出当时应表达的意见。

“所以，即使你日后同多种多样的女人相识和交往，”父亲继续道，“如果弄错了对象，那也是徒劳无益的行为。这点最好记在心里。”

后来，几个疑问浮上年轻儿子的脑海：父亲已然邂逅了三个女人不成？母亲可是其中之一？若是，同另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样的疑问不可能问父亲。如开头所说，两人的关系并非亲密到可以畅所欲言。

十八岁离开家，进入东京一所大学，自那以来同几个女性相识和交往，其中一个对于淳平是“真正有意义”的，对此他深信不疑，即使现在亦然。然而，她在淳平以具体形式表明心曲之前（他要比别人多花时间才能将什么变成具体形式，天性如此），已经同他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如今已当了母亲。因此，基本上应该把她从人生选项中剔除，必须横下心将这一存在从头脑中驱除出去。结果，剩给他人生的“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数目——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父亲的说法的话——就成了两个。

淳平每次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时都要自问：这个女人对于自己是真正有意义的对象吗？而这一提问总是唤起一个苦恼，具体说来，就是他在期待（又哪里会有不如此期待的人呢？）所遇对象是“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同时，又害怕将数目有限的卡片在人生较早阶段彻底用光。由于与最初遇上的宝贵女性失之交臂，淳平不再对自己的能力——将爱情适时适当地具体化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力——怀有自信了。归根结底，或许自己是把很多无聊的东西搞到了手，却一再错过了人生中最贵重的东西，他经常这样想道，于是自己的心每每沉入缺少光明和温暖的场所。

因此，他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几个月后，一旦发现对方人品和言行有不如意或触动自己神经的地方——哪怕仅仅一处、哪怕微乎其微——他心田的一隅都会多少宽松下来。这样，同多位女性持续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就成了他的一个固定人生模式：打探情况似的交往一段时间，抵达某个地点后即自行解除关系，分手时基本上没发生争执没留下积怨，或者不如说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同不大可能平稳解除关系的对象过多接触。如此一来二去，淳平就有了一种选择合适女性的嗅觉。

至于这种能力是先天性格所派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他本身也无从判断。不过，如果是后天的，那么说是父亲的诅咒所致也未尝不可。大学快毕业时，他同父亲大吵了一场，自此断绝一切往来，唯独父亲提出的“三个女人”之说，在未得到根据充分的解释的前提下，成为一种强迫观念紧紧伴随着他的人生。有时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想，或许自己该朝同性恋发展，这样就有可能从那莫明其妙的倒计数中逃脱出来。然而不知是幸与不幸，淳平只对女性怀有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