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韩侍桁先生在四十年代就把它译成中文。建国后分别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八一年经修订后出版。近年来，据我了解又有几个译本问世。那么，为何我还要承诺重译呢？《红字》是我年轻时接触外国文学以来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尤其这十多年来因教学需要反复阅读，每读一遍，我的心总会受到一次震颤，对于作者"丰富、复杂和深刻的想象力"叹为观止；每读一遍，我也总感到有一点新的理解，真可谓"百读不厌，开卷有得"。因此，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把自己的理解通过翻译与读者交流。可是，翻译伊始，翻译界和出版界对于当前外国文学名著重译问题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讨论。我认为一种翻译代表着译者对原作的一种理解，对于像《红字》这样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多几种译本是一件好事。只要译者是严肃认真的，重译名著的努力应该肯定，因为正如最近的调查表明的那样，读者的审美习惯和要求是多元的，多种译本就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有鉴于此，译者坚持把《红字》译完了。现在不揣拙纳浅陋，把它奉献给读者，愿它能对于读者理解这部美国文学的经典著作有所帮助。

最后，附带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译本与我所见到的其他中译本略有补充，那就是译者把霍桑于一八五○年三月三十日为《红字》第二版写的序，以及题为《海关》的前言全文译了出来。前言原文有一万五千多字，译成中文约三万多字，相当于小说本文的五分之一，占的篇幅确实不少，但是小说原文的各种版本，包括各种选读本，都照收全樱遗憾的是，历来的中译本均略去不译，因为有人认为前言与小说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其中有几个段落讲述了《红字》一书的起源。事实不尽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深感这篇前言蕴含着极丰富的内容，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情感、写作风格和技巧，以及小说的背景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是研究霍桑与《红字》不可或缺的资料，把它译出来使这部名著在我国有一个较完整的译本，聊复尔耳。这里还必须提到译林出版社章祖德先生和过锋先生对我译事的支持与帮助，是他们交给了我这个选题，并力促我译出《海关》，圆了我多年的梦。他们细致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使我不敢懈怠，在此表示真诚的谢忱。

姚乃强

一九九五年十月洛阳

海关——《红字》前言-1

这事说来有点蹊跷，尽管我不喜欢坐在炉边与朋友谈论太多有关我自己的生平逸事，但是我一生中竟有过两次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公诸于众的冲动。第一次①是在三四年前，当时在一本书里给读者描写了我住在一座"古屋"里，过着幽静孤寂的生活情景。那样做实无必要，无情可原，无论宽宏大量的读者还是爱挑剔的作者都难以想象出任何实际的理由。现在这次，同上次一样，出乎意料，我非常高兴逮住了一两位听众，于是我再次抓住他们不放，谈论起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虽然《教区司铎》②这种自吹自擂的榜样不再被人仿效，然而，事实似乎是这样：在作者把书稿公诸于众时，他与之交谈的不是众多把他的书弃之一边的人，或是从不触摸该书的人，而是为数不多的知音读者，他们甚至比他的大多数同学或终生好友更了解他。确实，有些作者走得更远，沉耽于揭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把本来只适合于讲给个别知心好友听的东西都写出来，仿佛这本印出来的书，一旦在市面上广为流传，肯定会找到与作者自己个性不相同的部分，通过交流，圆满完成他生活的周期。然而，把一切都说出来，即令说得很客观，也很难正派得体。但是，由于除非说话人与听者之间保持某种真诚的关系，否则说的内容必然是呆板的，表达起来也必然是生硬的，因此，有情可原，说话人把听众想象成一个朋友，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当然未必是莫逆之交。有了这种亲近感，人性中含蓄保留的一面化解了，我们便会侃侃而谈，讲述我们周围的事物，甚至我们自身的情况。不过，即令此时，我们仍然要把内心深处的"我"置于面纱后面。我认为，作者按这个程度，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可以谈论自己的经历的，这样既不会侵犯读者的权利，也无损于作者本人的权利。

你们还将看到《海关》这篇文章具有某种特性，一种常在文学中被公认为正当的做法，即用来解释后面篇幅中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怎样为作者掌握的，并提供证据力陈叙述的内容确凿可靠。事实上，这一点--一种想法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把自己置于这本故事集中最长一篇故事①的编辑位置上的愿望--就此，非它，便是我采取与读者保持某种个人关系的真实原因。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之后，似乎可以允许添加几笔，素描一下以前没有描绘过的生活模式，以及在里面活动的人物，作者本人恰巧是其中之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在老船王德比②叱咤风云的时期，我的家乡塞勒姆镇是一个繁忙的码头。但是，现在码头边上却只留下一些歪歪斜斜腐朽的木头盖的仓库，当年热闹的商业场面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可以见到一艘双桅或三桅的帆船停泊在长长的码头中央，卸下些裘衣皮①"第一次"指作者给《古屋青苔》（一八四六）写的前言。

②《教区司铎》是十八世纪初一位佚名作者写的一部假自传，嘲讽吉尔伯特·伯恩斯主教在其《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一书中的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与大肆自我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