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你真的用不着这样！”

    “这没什么，”他说，显然对自己很满意。

    “不过，”我笑。“我想你-”

    我急忙打住，因为打开包装里面是一个放在塑封袋里的企业dvd，是欧洲合伙人呈述的摘要。我提过我想要一盘。

    我把dvd翻过来，确信在抬头前我的笑容仍然无懈可击。他当然不会记得我的生日。他为什么要记得呢？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生日是什么时候。

    “这…真是太棒了，”我最后说道。“谢谢！”

    “没什么。”他拎起他的公文包。“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有什么计划么？”

    我不能告诉他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会想-他会意识到-“就是个…家庭聚会。”我笑着说。“明天见。”

    重要的是我能去赴晚餐了。而且甚至不会迟到！上次我和妈妈一起吃饭的时候，大概是3个月前，由于我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飞机晚点，我迟到了一个小时。后来在吃主菜的时候她又接了个电话会议。不怎么成功的晚餐。

    我坐的计程车在齐普赛街的拥挤车辆中缓慢前进时，我迅速掏出包里我新买的化妆盒。有天当我意识到我还在使用一年前为一个法律界晚宴买的旧的灰色眼线时，我乘中午时间溜到塞尔复植商店。我没时间试用，但是我让柜台小姐快速把她认为我应该有的东西卖给我。

    因为我正在和艾治在电话里谈乌克兰合同的事，我没怎么听到她对每一个东西的解释。但是我却记得一件事，就是她坚持我应该买一个叫“古铜色粉”的东西。她说它能让我显的有光彩而不是那么的-然后她打住。“你太苍白了。”她最后说。

    我取出粉盒和大粉刷开始把粉刷到脸颊和前额上。然后我凝视着镜子里的我忍住笑。我的脸回盯着我，脸色是奇怪的金色闪耀，看起来可笑极了。

    我是说，我能骗谁呢？一个两年没有度假的大城市里的律师是没有古铜色的皮肤的。我最好头发上戴着珠子假装刚从巴巴多斯飞回来。

    我又看了自己几秒钟，然后拿出去妆纸把古铜色粉擦掉，直到我的脸又回到带点灰影的白色。又变回正常了。那个卖化妆品的女孩一直提到我眼睛下面的黑眼圈，现在它们就在那。

    问题是如果我的眼睛下面没有黑眼圈，那我就有可能要被炒了。

    和平常一样我穿着一件黑色套装。我妈妈给了我5套几乎一样的黑色套装作为我21岁的生日礼物。我也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我身上唯一彩色的东西就是我红色的包。那也是我妈妈两年前给我的。至少…她给我的时候是黑色的。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路边的橱窗里发现一个红色的一样的包，仔细想过以后我就给换了。我认为为此我妈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原谅我。

    我把头发上的皮筋松开，迅速的梳好后又重新扎起来。我的头发从来就不是我的骄傲和快乐。它深灰色，中等长度，中波。至少我上次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大多数时候它都是扎成一个结的。

    “安排好节目了？”司机问。他一直在后视镜里观察我。

    “事实上，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他从镜子里看着我。“那么你准备要狂欢了。痛快地玩上一晚上。”

    我的家庭和狂放的晚会是不相容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能彼此见见面聊聊近况也很不错。这不常发生。

    并不是说我们不想跟彼此见面。只是我们的工作都很忙。我的妈妈是辩护律师。事实上她很出名。10年前她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去年获得了法律界女性奖。我哥哥丹尼，36岁，是威顿投资部的头。去年他被每周理财提名为伦敦顶级交易人之一。

    我还有个哥哥皮特。但是就像我说的，他有点神经崩溃。他现在住在法国，在一个当地的学校教英语。他甚至没有电话答录机。当然，还有我爸爸。他和他的第三任妻子住在南非。我自3岁就没怎么见过他。但是我不怎么在意。我妈妈有足够能力既当爸又当妈。

    车在斯坦德大街上飞驰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表。7点42分。我开始觉得兴奋起来。车外的街道依然明亮温暖。游客们穿着t恤和短裤边走边指着最高法院。这一定是个非常棒的夏日夜晚。在卡特斯宾克的空调房间里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季节。

    车停在马克西姆前面。我付了车费还给了一大比小费。

    “亲爱的，玩的开心！”他说。“生日快乐！”

    “谢谢！”

    我快步走进餐馆，到处张望找妈妈或者哥哥，但是谁也没找着。

    “嗨！”我对一个服务生说。“我和坦尼森女士有约。”

    那是妈妈。她反对女人用丈夫的姓。她也反对女人呆在家里烧饭、打扫或学打字。而且她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应该比他们的丈夫赚的多，因为女人天生就比男人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