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度过美好的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

    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时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卖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

    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侦查员那里，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