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

    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

    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得快：是法西斯的死还是我的死？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啊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逗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已经不允许我把这个报告写成我希望的那样。我必须写得更简短些。这个报告与其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毋宁说是对一些人的见证。我想这点是更为重要的。

    我从叶林涅克这对夫妇开始写我的人物——这是两个普通人，平时谁也看不出他们是英雄。在被捕的那会儿，他们俩并肩站着，他面色苍白，她的双颊带有肺结核患者的红晕。

    当她看到盖世太保在五分钟内就把那陈设整齐的房间弄得个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恐。随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问自己的丈夫："佩巴，现在怎么办？"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美丽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什么也没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玛丽亚素来是一个富于感情、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们俩的下落，但只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