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时，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地、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觉得有两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心人啊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我。又是两双高统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