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啊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口又急剧地落了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老爹、老爹，你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把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名字的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