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把我抱得更紧。"我们去跟法官解释，对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她说，"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事。"因为这些话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听的，我点头。

 莎拉

    在下雨。

    我想，一早就下大雨，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匆匆拿起桌上的提示卡，希望自己看起来显得更专业一点。我想骗谁呀？我不是律师，不够内行。我只不过是一个妈妈，而我连妈妈这个工作都做得不够公正。

    "费兹杰罗太太？"法官催促我。

    我做个深呼吸，低头看我抓着的一叠提示卡上记下的混乱字句。我站起来，清清喉咙，开始大声念："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很长的法律史，允许父母为他们的孩子作决定。法官们也都认为，那包括在宪法赋予公民的隐私权里。我们在这个法庭里听到的所有证词……"蓦地电闪雷鸣，我的卡片全掉到地上。我跪下去，匆忙捡起我的卡片，可是现在它们的顺序已经乱了。我试着重新整理卡片，可看起来没有一句话有意义。

    哦，见鬼！反正，那些也不是我必须说的话。

    "法官大人，"我问，"我可以重来吗？"等他点头，我转身背对他，走向我女儿。她坐在坎贝尔旁边。

    "安娜，"我说，"我爱你。我还没有看到你之前就爱你了。我知道我爱你，因为我是个妈妈。我应该知道所有的答案，可是我不知道。我每天都怀疑我是不是做对了。我怀疑我是否像自认的那么了解我的小孩。我怀疑我是否太忙于照顾凯特，而没有尽到做你妈妈该为你尽的责任。"

    我上前几步，"我知道，只要有一丝医治凯特的可能性，我就会抓住不放，不过那是我仅知的，该如何做的方法。而即使你不同意我的做法，即使凯特不同意，我也还是要做那个对你们说我早就告诉你了的母亲。十年后，我希望能看到小孩坐在你的大腿上，或在你怀里，因为到那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做母亲的心情。我有个姐姐，所以我知道姐妹之间的公平关系：你要你的手足拥有跟你同样的东西——同样数量的玩具；意大利面上撒有同样多的碎肉；同样分量的爱。可是做一个母亲，则完全不同。你要你的孩子比你曾拥有的还多。你要在她下面生火，看着她高飞。那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我一手按在胸上，"我还是尽量在心中做到公平。"

    我转向狄沙罗法官，"我不想来法庭，但是我必须来。这是法律机制，如果原告采取行动，即使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必须回应。所以我被迫解释、辩论，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我比安娜还清楚什么对她是最好的。当你必须这么做的时候，要解释你认为什么是对的，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你说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你指的可能是一两件事——你还是会评估何者可行，或者完全接受事实。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字怎么能有矛盾的解释，可是从情绪上来说，完全可能。因为有时候，我想我做的是对的，但有时候，我会在事后反省自己的每一步是否走错。

    "即使今天的判决对我有利，我也不能强迫安娜捐肾。没有人能强迫她。但我会哀求她吗？即使我想阻止自己，我也还会求她吗？我不知道，和凯特谈过后，听过安娜的证词后，我还是不知道。我不确定该相信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知道，没有争辩余地的，只有两件事：这场官司并非关于捐肾……而是关于选择权。没有人真的想完全由自己作决定，即使法官给他们权利。"

    最后，我面对坎贝尔，"很久以前我做过律师，可是我已经不是律师。我是个母亲，过去十八年来，当母亲所必须要做的，比我曾在法庭里做的困难得多。亚历山大先生，刚开庭的时候，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义务进入火场，将某人从正在燃烧的建筑物里救出来。可是，你如果是个家长，而陷在火场里的是你的小孩，那么你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跑进去救你的孩子，大家都不只会理解，事实上，他们也会对你充满尊敬。"

    我做个深呼吸，"我的人生宛如建筑物着火，我的一个女儿在里面，而唯一能救她的机会，是派我的另一个女儿上场，因为只有她认识路。我知道我在冒险吗？我当然知道。我知道那可能导致我会同时失去两个孩子吗？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要求她去做，或许是不公平的吗？我绝对知道！可是我也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同时保住她们两个的机会。那合法吗？合乎道德吗？那是疯狂的、愚蠢的，还是残酷的主意？我不知道。可是，我衷心相信那是对的！"

    我说完，回座。雨打在我右方的窗子上。我怀疑雨势会不会有减弱的时候。

 坎贝尔

    我站起来，看看我的记事卡。然后，和莎拉一样，我把它们扔进废纸篓里。"如同费兹杰罗太太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不是关于安娜捐肾，也不关于她捐的是皮肤细胞、血细胞，还是一组dna。它关于一个女孩，渴望成为某个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的辛苦、难过、甜蜜和欢乐。一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她现在要什么，可能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可是我们应该给她机会去发现。在我看来，十年后，她很可能会令我们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