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向法官席，"我们知道费兹杰罗家被迫做不可能的事——为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作合情合理的医疗决定，但事实上，她们的医疗利益背道而驰。而如果我们——像费兹杰罗一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那么最后必须下决定的这个人，应该是拥有这具躯体的本人……即使她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总的来说，这也是这桩诉讼案的关键：某些时候，一个小孩或许比她的父母还明白该怎么做。

    "我知道提起诉讼时，安娜作这个决定，不是因为那些你可能会认为的理由——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十三岁女孩；她作这个决定，为了要和她同龄的女孩一样自由，一样无拘无束；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厌烦了被针刺，被针戳；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她怕疼……"

    我转身，对安娜微笑。"你知道吗？如果最后安娜决定捐肾给她姐姐，我也不会惊讶。可是，我怎么想不重要。狄沙罗法官，恕我冒昧，您怎么想也不重要。莎拉和布莱恩，还有凯特·费兹杰罗怎么想，都不重要。安娜怎么想才重要。"我走向我的椅子，"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倾听的声音。"

    狄沙罗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等他判决。我利用这个时间去遛狗。我们在法院大楼后面的小广场上围草坪绕圈子。弗恩警长在旁监视那些等着得知判决结果的记者们。在法官绕第四圈寻找解放的地点时，我对它说："得了吧，没有人看你了。"

    但这并非完全是事实。一个小孩，不会超过四岁，松开他妈妈的手冲向我们。"狗狗！"他喊道，张开双手热情地追求法官，法官向我靠近。

    他妈妈过了一下才抓住他，"对不起，我儿子正在长犬齿。我们可以爱抚它吗？"

    "不，"我反射性地说，"它是一只看护狗。"

    "哦。"那女人站直，把她儿子拉开，"可你不是瞎子。"

    我是个癫痫症患者，它是我发作时的看护狗。我第一次想直截了当地说清楚。可是我又想，你必须能够自嘲，不是吗？"我是个律师，"我对她微笑，"它会为我追救护车。"

    我和法官走开，我吹着口哨。

    当狄沙罗法官回到法官席时，他带着一帧他死去的女儿装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立刻令我认为我打输了官司。"在交叉诘问证人的过程中，有一件打动我的事情，"他说，"是在这个法庭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进入生命品质对抗生命尊严的争论中。费兹杰罗一家无疑一直相信让凯特活着，继续做他们家的一份子非常重要——可是此时，凯特生存的尊严开始完全与安娜的生命品质纠缠在一起。我的工作是看看能否将两者分开。"

    他摇头，"我不确定我们之中任何人有资格来决定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一个父亲。我女儿狄娜十二岁的时候，被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死。那天晚上，当我赶到医院，我愿意做任何事来换取她多活一天。费兹杰罗一家处于这种状态已经十四年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让他们的女儿多活一天。我尊重他们的决定。我钦佩他们的勇气。我羡慕他们事实上有这个机会。可是就像两位律师都指出的，这个案子不仅关于安娜和一个肾脏，它关于这些决定该怎么作，以及我们该如何决定，由谁来作决定。"

 朱迪·皮考特访谈

    问：你的小说主题都不可思议地很有意义，而且跟社会关注的某些问题息息相关。干细胞研究和"设计出来的宝宝"是医学团体和政治团体争论不休的话题。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来写《姐姐的守护者》?写这部小说改变了你对这方面问题的观点吗?

    答：我无意中想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是由于我的上一部小说《secondglance》。当我为那本小说寻找优生学资料时，我得知美国优生学学会的相关信息——它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枯竭，当时正值纳粹开始探究优生政策——这个学会以前位于纽约的冷泉港。猜猜现在什么单位占据着那个地方?人类基因计划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现代优生学"。对我而言，这是个离奇的巧合，我开始考虑，这项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热门尖端医学技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优生绝育法几乎雷同，虽然两者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你拥有医学技术，研究和执行者凭医生的处方来取舍胚胎；相同的是，在医学技术如此大幅跃进之后，根据个案需求，不满意的胚胎会被放弃。我听到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成功地怀了一个与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宝宝，姐姐深受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脐带血捐给姐姐，姐姐在几年后仍处于缓解期。我不禁质疑……要是换成较可悲的状况，她的缓解期结束呢?那个男孩会觉得他有责任吗?他会不会怀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当我更深入去跟踪调查这个家庭的动态，以及干细胞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推演出费兹杰罗家的故事。我个人赞成干细胞研究——它有太多优点，不该轻意把它放弃。然而显然，这是个双刃键，有时候研究者和政治参选人会陷入伦理的泥沼和科学的细节，他们完全忘了我们谈的是有感情、有情绪，会怀抱希望，也会深感恐惧的人类……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都会被迫去想这些问题，那何不先把它放进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