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一个人写信，应该写些什么呢？ 

    像他这样一个公开固执的人，一个令人惋惜的人，一个使人无法帮助的人，应该劝他重返故里，恢复一切旧交——那是不成问题的——以取得朋友们的帮助吗？这样做，越是出于爱护他的好心，越是伤害了他的感情，如此而已。这样劝说就意味着他在国外的尝试失败了，他还得依靠国内的亲友，他还得像吃回头草的马一样被大家目瞪口呆地惊奇一番。倘若回国，只有他的朋友们或许还理解他一些，他就得像一个大小孩一样追随那些在家发展，事业有成的朋友了。还有一点不能肯定，他所遭受的痛苦有一个目的吗？也许根本不可能将他劝回来——他自己就说过，他对故土的情况已经陌生——所以，他虽处境艰难，仍然留在外国，劝他回国的建议使他愁眉苦脸，和朋友们更加疏远。不过如果他真的接受建议，他在这里是不会被压垮的，当然，不是讲主观愿望，而是实事求是。他不生活在朋友之中，就无法明白这点，就会不好意思，就觉得真的不再有祖国，不再有朋友了；回来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还留在国外，是这么回事吗？在这种情况下，能设想他回来后会好好干么？ 

    由于上述原因，如果还要和他保持诚实的书信来往，就不要对他打官腔，像一些无耻之徒对只有泛泛之交的熟人所做的那样。这位朋友其实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不在国内。他解释说，这是由于当时的俄国政治情况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使得一个小商人不宜于离开俄国，而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成千上万地在全世界大转悠，我朋友的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种应急的托辞。 

    在这三年中，乔治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年以前乔治的母亲去世，自那以后他和他年迈的父亲一起生活，对此乔治的朋友是知道的，他在一封信里曾以枯燥的语言表示过慰问。语言枯燥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外对丧事进行慰问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从那时起，乔治像处理其它事情一样，也以较大的决心对他的公司进行振作。当他母亲在世时，父亲在公司里总是一个人说了算，也许正因为这样，父亲曾阻止过乔治进行自己的活动。母亲去世以后，父亲仍然在公司里工作，尽管如此，或许工作上变得冷淡一些了，——或许是时来运转吧——都只是或许而已。公司在最近两年有了出乎意料的发展。员工增加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倍，毫无疑问，公司还将继续发展。 

    朋友并不知道乔治的变化。起先，他给乔的慰问信中，也就是最后一封信中，曾劝说乔治到俄罗斯去发展，即到彼得堡去开一家分公司。分公司的规模很小，乔治目前认可这种规模。但当时乔治不想向他朋友报告他在业务上的发展，如果他现在补充叙述一下，那就真是会让他朋友惊奇一番的。 

    但乔治的信只局限于过去一些零乱堆砌的回忆。诸如回想起某个宁静的星期天之类，他只是信笔挥洒过去的事情，这都是长期以来故土给他的朋友留下的印象，朋友对这些印象是很满意的。乔治对朋友还报道了一个冷漠的男人和冷漠的姑娘的婚约，乔治和朋友的信，往返之间路隔千里，但乔治三次提到此事，以致朋友对乔治在信中的观点开始产生了兴趣。 

    乔治宁愿写这些事情而不想谈自己的经历。其实就在一个月以前他和一个富裕的名叫付丽达·勃兰登非尔德的小姐订了婚，他经常和未婚妻谈论这位朋友，以及他们之间特殊的通信联系，未婚妻说：“他根本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有权认识你所有的朋友。” 

    “我不想打扰他。”乔治回答：“我了解，他或许会来，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他有点被迫，并且感到有损于自己，或许他会嫉妒我，肯定不满意，但又无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重新孤独地回去，孤独地，——你知道孤独是什么吗？是的，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其它方式让他知道我们结婚的事？”“我不反对这样做，但以他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不一定行得通。” 

    “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真不应该和我订婚。”“是的，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但我现在并不想另有打算。”这时乔治吻着她，她有些喘气，但还接着说：“这事使我伤心。”但他认为，给朋友写信好办。“我赞成，他必须容忍我。”他自言自语地说，“赞成我和他的友谊，恐怕除我本人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更合适了。” 

    事实上他在星期日上午写的那封信中已向他的朋友报告了他订婚的事。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了如下的话：“最后我向你报告一个最好的消息，我已和付丽达·勃兰登菲尔德小姐订婚，她家庭富有，她是在长期旅行之后才定居在我们这里的，你不可能认识她，反正以后我有机会向你详细谈到她。我现在很幸福，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中仅就这方面而言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你的朋友，我原本是平常的，现在则是幸福的，我的这种变化就足以使你高兴了。我的未婚妻向你真诚地问候，以后她还要向你亲自写信，她会成为你的真诚的女友，这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我知道你百事缠身，不可能来看望我们，但是参加我们的婚礼不正是你摆脱杂事的一个良机吗？当然，你不要考虑太多，还是按你自己的主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