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归纳出结论说，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并说服他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毕恭毕敬，很值得效仿，因而当权者准许基督教传教士任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群众的宽容精神逊于统治者。他们贫穷僚倒，即使良知准许它们为积累财富而妥协让步，他们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缅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都毫无例外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先他们从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取得粗俗的快乐，那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倾听讲述关于耶稣象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这些男男女女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对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持超然的态度。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时节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而这些钱又装进了教堂头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阶层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一伙骗子，就象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们竞争的组织，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定价收费，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师帮会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的行当让别人干一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竟拒绝收报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们做的大过份了，如果没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这是做不到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成千上万丧失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左右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而对于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却很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杆酒、偶尔还替别人会钞的好心人的确是佳邻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入，却被视为逆子，视为公众的敌人。 

公元六四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居住地，它成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进攻的口实。 

开始时，有人谣传说，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除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很快引起反响。一个老归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拐骗小孩，割断喉咙，把血涂在希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卑鄙勾当，但这是因为基督徒大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的缘故。这次他们被当场抓住了，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自不必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是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尼禄他在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六八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这时的罗马当政者有了一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信仰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还记得吧，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只有一次离开过故土很短时间，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使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区别。 

耶稣实际上力图做到的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疾呼过，并有效地作了斗争。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入。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认为荒唐可笑。但是，就象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救了他，使他兔遭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的命运，那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以致于茫然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