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闻名的当权人物。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未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它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绝无需再加上“美国”一词做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二五八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凯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座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作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无束无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才博学广之辈，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玉石俱焚，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坍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象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中，尤其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代价却很可观。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寻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做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甩开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