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伸、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饥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智敏通达（也很可能是这样），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和睦相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很恼人，也对这种论点很反感。他们称我们是“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受制于操纵其它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的科学时，便大惊不已。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服从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所结下的联盟。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栽培，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诚尽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通人心灵，因而并不过份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非常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滨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尽。仅在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出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激发了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乃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望，逃离记忆的尸骨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小撮隐居者当中，头目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离开了城市，与沙漠上的豺狗泰然相处。不过，隐居生活往往会导致种种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份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者。从那时起（四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服从一个司令官，称他是“最高统帅”，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把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