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俟成功。大执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六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下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