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尽之事却被一群杂混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只想做为世界诸般善事的赞助人活着和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还会怒发冲冠。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拘谨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培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相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一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却胜过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从而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