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磨出了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两。中世纪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种田人，这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形孤影单，多年被迫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来真觉得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纪律松弛，使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光用在前任修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搁置在图书馆里早已被忘记了。他吸吮着卷==浩繁的著作，最后成为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有很大的帮助。他总是在活动，很少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记忆加以引用。大凡读过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为现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加赞叹。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象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这样的人造出自己的环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的。 

伊拉斯谟的余生完全自由了，他没完没了地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使工作不受慕名来访的客人们的干扰。 

可是直到他行将辞世，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使他的灵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中的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诺后尘的人来说，一直是极少有人得到过的最美好的佳境。 

这些过程经常被描写，我就不详细赘述了。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伊拉斯谟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 

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新兰岛的糟糕道路来就象咒骂伦巴第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莱瑟河水也不能把这座圣城从他记忆中洗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讨厌破旧的，喜欢有趣的同伴，讨厌呆笨的，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称别人为“大师”，那这些就都成泡影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干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为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好象已经困惑了至少十二代有学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毫无自诩正确的把握感，尽管他要告诉全世界下一千年应该如何实现，这确是一大特色。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象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象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向现存的谰言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他采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诱惑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莱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