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明。他象当时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好母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把持异议者视为异端。” 

据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最初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压抑我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不记住，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谁被赋予了压服别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点，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联系上，我们是平等的。” 

所有这些都绝美无伦，只是早了三百年。索兹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争吵，致使东部人很快又回到罗马一边。今天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难会想到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堡垒，也不会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里曾经有一个小村子，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宽客的明确的途径。 

我出于闲散好奇的缘故，最近一天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过去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个字提到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越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跳越的时期里，伟大宗教革命的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这两个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附录里。 

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三百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被改变的，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十八　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