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会由此而变得宽容，那才是妄想，然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威廉和菲力浦的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了不同文字，广泛阅读，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说说，现在却热烈地讨论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多久就结束了。一五八四年七月九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拿到了两万五千金币的报酬，六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文的工作，也与世长辞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狼烟四起，炮声隆隆，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骂。最后敌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此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现在又要彼此割断对方的喉咙。 

他们的争战当然要有个借口，可是，有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个教授持不同的见解。这既不新鲜也不出众。但是，他们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奋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两大敌对的阵营。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追随着。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莱律学的奥秘，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沃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回德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入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做为一个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但是他的从人西奥多·贝扎象天使的牧羊人似地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很灵敏，立刻闻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毫无意义。不过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了解，三百年前它却被看成是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怎样用词）。他做学生时，十分反感老师的过时教学方法，于是选了一个颇使人惊讶的题目做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去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这个多难的城市自从堕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网，一直把“自由派”当做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后，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大胆踏入到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土时，这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他不仅使自己发挥了作用，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就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一六0三年，当他作为羽毛丰满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斗发展到白热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的差异不容调和。阿米尼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象也无法了解这些玩艺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之辈，他们说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一六○○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象心慈手软的医生的一样，不能给人们开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