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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宽容》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发布时间: 689天前 | 14726 次浏览 | 分享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下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死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于共和国的建立,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中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满他说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骇人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的宏观,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二十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提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最后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悲惨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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