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象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常常后悔没有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 

他们很少注意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根本不管后果，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人的荣誉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断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三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广大民众宣布赞成人权理伦，这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人，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权，决定着这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们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里做一点冠冕堂皇的教士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馆。 

旧的法兰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冲天的热情激励着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文雅的词句。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他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份的哲学结论，终能摆脱常人的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无关紧要，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而又热情地报导了这件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个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卑鄙、暴虐，也是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的错误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 

毫无疑问，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是出于好意。《人权声明》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