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傲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象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从这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真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见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 

二十八　莱辛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