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