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时不时给你打电话或发邮件吗？”我尴尬地问她，就像一个中学生，扶着自行车站着。

    “最好不要。”她低声说，眼睛盯着地面。

    我弯腰，给她最后一次法国式的热吻。然后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我回头看看，发现罗丝还扶着她的自行车站在那。

    她在哭。

    这是最后的倒计时

    europe,fromthefinalcountdown(thefinalcountdown,1986)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知道卡门病危了。

    “准确告诉我哪里痛。”谢特玛医生说。

    卡门指着肋骨正下方，就是前一天她指给我看的那个地方。在中间偏右一点，从观察者的方向来说是偏左。“那里是不是肝脏的位置？”她问我。不知道。我大概知道心脏和肺的位置，还能指出胃在哪，因为吃得太多的时候我能摸到，但我不知道其他器官都在哪。在学校我学的是艺术专业。

    “嗯。”谢特玛说，“到隔壁房间脱下衣服。”

    我留在原地。谢特玛翻阅卡门的病历。一种不祥的沉默。然后她站起身说，“我们去看看。”说话时她没有看我。她进去后带上了门，所以我想她说“我们”其实就是指她自己。

    一会儿，她出来了，在洗手池洗手，过来坐下，什么也没说，又开始翻阅病历。

    卡门也出来了。谢特玛合上病历，拿下眼镜，看着我们。

    “你感觉痛的地方其实是你的肝脏。”她开始说，“恐怕你的癌细胞转移了。”

    有时你会听到从未听过的词，但你立刻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么它在扩散？”

    “是的，可以说是扩散。”

    我和卡门对视。有好一会儿卡门一动不动，然后她的下唇开始发抖，她用手捂住嘴，眼泪流了出来。我紧握她另一只手，一直看着她。这场景似曾相识，一年前，同样的房间，同样的椅子，我们面前的谢特玛同样沉默着。这时我们知道卡门在网上看到的百分之四十的存活率算是很高的，现在已经变成零了。

    “确实在扩散吗？”我问。

    “最好现在用超声波检查一下你的肝脏，做完之后回我这来看结果。”

    我们像绵羊一样温顺，由他们领着在医院穿梭。我们坐在超声波等待室。卡门什么也没说，她坐着，低着头，看着她卷起来的手绢，然后又把手绢展开，就像烟卷一样。卷起来，展开来。一位护士走出来，她拿着一份病历，看看病历上的名字，再看看卡门，问，“范迪安潘太太？”

    卡门点头。

    “要我和你一起进去吗？”我问。

    “要。”卡门说。

    我们走进房间。卡门必须脱下衣服，过去躺在轮床上。护士用淡蓝色的胶涂抹在她腹部，我站在卡门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抚摩她的肩。她看着我，又开始哭了。我感觉自己的眼眶也湿了。护士拿起一个仪器，我认得这种仪器，卡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做了超声波检查，看过超声波回声图。那时我们快乐地看着屏幕，屏幕上可以看到胎儿在动，产科医生向我们解释哪个部位已经可以认出来了，胎儿一直在动着，我和卡门都觉得妙极了。我们给起了个名字“舞西黛西”，卡门认为这个名字最能描绘这种动作。

    今天没有什么舞西黛西了，我们也不觉得需要看屏幕了。两位护士（或医生，我不知道他们的级别或地位是什么）的脸告诉了我们所想知道的一切。他们指着屏幕上的什么东西，彼此低声说着什么，我们听不清，其中一个在卡门的病历上写，时不时看看屏幕又看看病历。

    “你可以穿上衣服了。”

    “情况怎样？”我问。

    “你们可以从谢特玛医生那得到结果。”她说。

    “看起来不妙。”我们一坐下谢特玛医生就说，“有颗三乘四厘米的肿瘤，在肝脏上方。”

    我看着卡门，发现她又用手捂着嘴快哭出来了，但我决定，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多长——嗯——我的妻子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最多两个月——”

    “那如果采取措施呢？”我挣扎着问。

    “坦白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用泰素帝化疗，可以延长几个月。这是另一种化疗，不同于去年你所做的caf。最多只能做十二次，再多的话你的身体吃不消。一旦化疗停止，肿瘤又会继续长。我们最多可以延长一年。”

    “会很痛吗？”卡门泪眼矇眬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