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到最后》

 绝望男人与绝症妻子的温馨爱情：陪你到最后

    妻子过世前的几个星期，她问我想不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二○○一年五月，在她的葬礼后，我仍旧没认真考虑这件事。我去了伦敦、伊维沙岛，还有阿姆斯特丹，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狂欢。

    最后，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我还是决定要把它写下来，用她的方式。而在这时我也正准备带着当时三岁的女儿卢娜，出发到澳洲，我们要开露营车四处旅行，去一个新的环境，看各式各样的人，体会不同的感受。

    第一本记事本很快就写满了，接着又陆续写了十几本，我突然很有灵感地写下很多东西，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画面，那时我才了解到，妻子的死对自己的打击有多大，所有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对自己的影响有多深。这种难过的压力让我完成了《陪你到最后》，它在荷兰已经卖出一百万册，全球也有三十种语言的翻译本出版。

    这本书里大部分的情节是由我的真实经历所改编，但这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一本关于爱的小说。其中，丹尼的感觉和挫折是我的亲身经验，但是我跟他的个性差很多，他很没礼貌，又有性别歧视（我可不是这种人！），而且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其中有部分是我编出来的，有些则比事实夸大许多；但是第三章卡门过世的故事，几乎跟真的一模一样。

    死亡是一种艺术，我的妻子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在害怕中度过你的一生，那就不算真正活过。当然，你可以在发现罹患癌症后，抱着好死不如歹活的心情撑到生命最后一刻；但是如果能在有限的人生里让生命发光发热，那么就算死去，也感觉没那么难以接受了。这是我在亲眼看见亲人死去后，一个很重要的体会。

    瑞?科伦（raykluun）

    二○○八年六月于阿姆斯特丹

 第一章

    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属于这里

    radiohead,fromcreep(pablohoney,1992)

    路上所花的时间与前几次一样，走进圣卢卡斯医院的旋转门时我这么想。这些天以来我们已是第三次来这里了。今天我们要去一楼，卡门的预约卡上写着“105室”。我们要去的那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们正准备挤入人群中时，一个明显戴着假发的老人用拐杖指向一扇门。

    “你们要先进去，告诉他们你们到了。”

    我们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进105室，门边的小木板上写着“内科专家w.h.f.谢特玛”。看得出来，里面的房间才是真正的候诊室——走廊上的人实际上是里面容纳不下的。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龄起码大我们十岁以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怜悯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医院也有自己的等级，我们显然是新人，我们是候诊室的外来客，我们不属于这里。但是，卡门的乳腺癌不会这么认为。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妇人坐在医院的轮椅上，瘦骨嶙峋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张和卡门一样的塑料封皮的预约卡，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我们。我试着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我和妻子都年轻、漂亮、健康，比你好多了，你这个满是褶子的老皮囊。可别以为我们会待在这儿，我们会飞速离开这个癌症窝，但是我的肢体语言却不配合，把我的不安全感泄露无疑。这就像你走进一家城镇小酒吧，从旁人嘲讽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就像个穿着过于隆重的阿姆斯特丹人。真希望早上我没有选这件宽松的带蛇皮饰带的红色衬衫。卡门也很不安。确诊：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属于这里了。

    105室也有一个问讯台，坐在问讯台后面的护士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她立刻问我们是否愿意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坐。真及时，因为我从眼角看到卡门又泪水盈眶了。不必挤在候诊室或走廊上的一群行尸走肉中间，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前天，肯定是个沉重打击。”护士端来咖啡，对我们说。我立即想到医院已经会讨论过卡门?范迪安潘的病情了。护士看看卡门，然后看看我。我努力振作起来，一个才见面的护士不必看到我的可怜样。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milankundera,from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1984)

    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孤独恐惧症，但我的享乐思想立刻被卡门征服了，我对她一见钟情。可从一开始，她就不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恐慌与焦虑。起初，她对此还有几分同情，觉得我与其他女人的逢场作戏好玩，把这看做是挑战而不是预警。

    直到一年后——那时我们不住一起——我与那时供职在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莎朗上床，事情败露后，她才确信我从未忠实于她，甚至从未尝试过要忠实。几年之后她告诉我，莎朗这段插曲过后，她想甩掉我，但意识到自己爱我至深，所以干脆对我的不忠视而不见，把这当成是我性格中无法弥补的缺陷，就好比有人好抠鼻子，有人好赌一样。这在感情上给她一种慰藉，不再去想自己的丈夫“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