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娜，当我告诉你我已经无法好好地走路，所以要坐轮椅时，你说你会背我，我觉得既温馨又伤感，我哭了，我写到这里时，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有时这一切太难、太难了。刚才你自己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在生病。这个星期你在医院看见医生的时候，你问，“他会让你好起来吗，妈咪？”

    卡门什么都想做，但她什么都不能做了。上个星期天早上她来照看卢娜，这样我就可以睡个懒觉了。八点半她过来叫我，因为她已经呕吐了两次。

    大概中午的时候她慢慢有点好转，我起来帮卢娜穿好衣服，喂她喝粥，把她带去托儿所。周末时，上午我带卢娜去阿姆斯特丹森林里的山羊农场，或者去沃德尔公园的操场。有时我想卡门该多难过啊，我没有告诉她我和卢娜去过哪里。

    大部分时候我都不能从床上起来，直到中午才好点。上午我觉得很恶心，爸爸每天和你一起起床，所有的事情都他做。有时我会对爸爸发火，因为我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你爸爸需要忍受所有的责骂，就算再怎么不公平他都接受。但我确实有种感觉，觉得我和爸爸比以前更加亲密了。经过了这一切，他还试着去寻找生活中的乐趣，这让我重获力量，所以在我感觉稍好的一两天我们仍然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

    但是她感觉稍好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最难过的是卡门不得不错过托儿所的母亲圣诞节派对。她勉强着起了床，穿好衣服，但没有用。她病得很厉害。我是托儿所十二位妈妈中唯一一个男人——不算圣诞老人（他还穿着盛装呢）和他的两个精灵。

    “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了，我就算完了。”我和卢娜回家时，卡门啜泣着说。

    一股热血涌上我的脸颊。

    我意识到卡门最后的日子快近了。她已经在加快速度做些计划、做想做的事。

    比如，她告诉穆德、安妮、托马斯和弗兰克，他们应该做一个戒指。“把它当做纪念戒指。”我已经做了一个，以后将用它来替换我的结婚戒指。她让在戒指上刻上了“给我最心爱的人，卡门。”我们去拿戒指的时候，刻字的那个女人问我们是不是打算结婚。

    “不，是为另一个特别的场合准备的。”卡门轻描淡写地说。

    “哦，那我知道是什么了。”那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卡门的肚子，“多好的主意啊，用戒指来庆祝这个！”

    卡门写电子邮件给所有的朋友，询问她要写些什么留给卢娜，邮件像雪片一样飘来。我们买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放着卡门的日记和照片，这是弗兰克的主意，还有两盒朋友们谈论卡门的录影带。以后卢娜可以通过这些录影带，可以比那些有母亲陪在身边的小孩，更了解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卡门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等候室看到一份“彩虹基金会”的小册子，她看了专门研究儿童悲痛的儿童心理学家的介绍，后来我们就去了拉彭博格的一位心理学家那儿。没有带卢娜去，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心理学家的咨询室满是玩具，墙上有小孩画的画，其中一幅画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和一个带翅膀的娃娃。“我的妈妈”，笔迹幼稚。我希望卡门不要看见这幅画。心理学家向我们解释儿童三岁之前能记住些什么，他们对死亡的理解，在单亲家庭长大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告诉她卡门正忙于给卢娜写信时，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不然卢娜将不会记得关于她妈妈的任何事。卡门听到这，禁不住落泪了。心理学家看到这种情形，稍微停了一下继续说，三岁左右的孩子其实已经可以面对双亲其中一个的离开。“不要做得太快。”她说，“但是不要隐瞒妈妈生病的事实，不要向孩子隐瞒妈妈将可能不在了。”

    她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怎样告诉卢娜，并且提醒我们注意可能出现的“疏远行为”。当孩子听说或注意到他们即将失去某位亲人的时候，有时他们对那位亲人会不那么好，甚至发怒。这是一种本能反应，以免以后失去亲人时那么悲痛的。她所说的让我惊愕，不是因为卢娜，而是我自己的行为。我怀疑我是否还爱卡门，我的孤独恐惧症更严重了。孩子丹尼表现出来的就是疏远行为。傍晚我给卢娜读《青蛙和小鸟》里的故事，这本书是心理学家给我们的。小鸟躺着，有的动物认为他睡着了，有的动物认为他累了。

    兔子蹲在小鸟旁边，仔细地看。

    “他死了。”他说。

    “死。”青蛙说，“那是什么？”

    兔子指着蓝色的天空。

    “每个人都会死。”他说。

    “我们也会吗？”青蛙吃惊地问。

    兔子也不能确定。

    “也许吧，当我们老的时候。”他说。

    他们埋葬了小鸟，非常难过。然后他们又都去开心地玩了。我读着的时候，卢娜用她的小手抚摩着我的胳膊。她看出来我很难过，她同情我。我也同情她，因为卢娜还不知道那只小鸟就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