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此时已走到普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玻璃门背面贴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有三个人正站在那里阅读。 

玻璃门上方是一排由煤气灯光焰组成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十分引人注目。行人一走进这几个耀眼的大字所照亮的地方，立刻像是往白天一样，整个身体显得那样清楚、明晰、一目了然，随后便又回到了黑暗中。 

弗雷斯蒂埃推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进去后，随即登上一个从街上可看得一清二楚、建造考究但肮脏不堪的楼梯，接着便到了一间大厅里，两个练习生向弗雷斯蒂埃道了声晚安。最后，他们在一间类似候见室的房间里停了下来。房内陈设相当破旧，到处布满灰尘，绿色的仿天鹅绒帷幔已经褪色发黄，而且污迹斑斑，许多地方已烂成一个个窟窿，像被老鼠咬过似的。 

“请在此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弗雷斯蒂埃说。 

此房间有三扇门与外边相通。说着，他从其中一扇走了出去。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奇异气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中未免有点胆怯，但更多的是惊奇。不时有人带着小跑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从一扇门进来，在他还未看清他们的面孔之前便已从另一扇门边消失了。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的是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手上拿着的纸片因其步履迅疾而微微飘动；有的是排字工人，身上用作工装的长外套墨迹斑斑，但里边的雪白衬衣领却清晰可见，下身则穿着呢料裤子，同上流社会所见相仿。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摞摞印好的纸张及一些墨迹未干的校样。除这两种人外，还有一位身材矮小、穿着入时的男士进入房内；由于追求时髦，其上身套着的外套是那样紧，下身的两条裤管也是瘦得紧紧地绑在身上，脚上的皮鞋更是尖得出奇。这显然是某个负责采访社交场合的记者，赶回来提供当晚的有关新闻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进入这间房内。他们神态庄重，气度不凡，头上戴着一顶高筒宽边礼帽，仿佛要将自己同众人区别开来。 

这时，弗雷斯蒂埃走了进来，手上挽着一位身材颀长的先生，此人约四十来岁光景，身穿黑礼服，胸前系着白色的领带，头发呈红棕色，嘴角的两撇卷曲的胡髭高高翘起，一副自以为是、傲视一切的神态。 

只听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 

“那就再见了，先生。” 

对方握了握他的手，说道： 

“再见，亲爱的。”接着便臂膊挂着手杖，嘴上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问道： 

“此人是谁？”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喜爱决斗的雅克·里瓦尔，他刚刚看完一篇校样。他同加兰、蒙泰尔合称当今巴黎三个最为出色的专栏作家。其文章妙趣横生，饱含时代风尚。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所得为三万法郎。” 

说着，两位旧友开始向外走去。这时，从楼下上来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只见他衣履不整，蓄着长发，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弗雷斯蒂埃低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道： 

“他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长诗《死亡的太阳》就是他写的。他也是一个一字值千金的家伙。报馆每收到他一篇小东西，便要付他三百法郎，而且每篇最长不过二百行。我们还是快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渴得不行了。” 

在咖啡馆一落座，弗雷斯蒂埃便向堂倌喊了一声： 

“请来两杯啤酒。” 

待啤酒一送上来，他立刻便将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杜洛瓦则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啜饮着，似乎在品尝珍贵无比的琼浆玉液。 

弗雷斯蒂埃一言未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随后，他突然问道： 

“你何不试试记者这一行呢？” 

杜洛瓦瞠目以对，半晌说道： 

“可是……因为……我一篇东西也未写过。” 

“这有什么？万事总有个开头嘛。我想，我可以聘请你作我的帮手，为我去各处走走，拜访一些人，搜集点资料。你在开始的时候每月可有二百五十法郎薪酬，车费由报馆支付。你若愿意，我便去找经理谈谈。” 

“我当然愿意啦。” 

“这样的话，你明晚先到我家来吃餐便饭。客人不多，不过五六个人。有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太太，以及你刚才见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贝尔·德·瓦伦，再就是我妻子的一位女友。你觉得怎样？” 

杜洛瓦面红耳赤，神慌意乱，迟疑良久，终于说道： 

“叫我怎么说呢？……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惊愕不已，说道： 

“是吗？他妈的，这可非同小可。你注意到没有，在巴黎即使没有栖身之地，也不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说着，他把手伸进里边背心的衣袋，取出数枚金币，挑了两个金路易，放到杜洛瓦面前，然后带着一股古道热肠、侠义感人的腔调向他说道： 

“这钱你先拿去，以后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还我。你姑且去租一套，或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一套，以应急需。抓紧时间去办吧。明天的晚饭定在七点半，请准时来。我家就住在泉水街十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