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刚出锅的热蛋糕。他将几块重叠放在一个深底盘内，用小刀整齐地一分为四，然后将一瓶可口可乐浇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里，他正在月暖融融的阳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边冲灌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优点，”鼠对我说，“是将吃的和喝的合二为一。” 

    宽敞的院子里草木葱笼，各色各样的野鸟四面飞来，拼命啄食洒满草坪的爆米花。 

    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我甚至时常觉得每隔一小时便长了一岁。而可怕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她绝对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这种说法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不是长得对她来说相得益彰的那种类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日期，1963年8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她坐在一处仿佛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潮堤上，有点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头发剪得很短，颇有赛巴格风度（总他说来，那发型使我联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身穿下摆偏长的红方格连衣裙。她看上去带有几分拘泥，却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够触动对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轻轻合拢的双唇，犹如纤纤触角一般向上翘起的鼻头，似乎自己修剪的刘海不经意地垂挂在宽宽的前额，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脸颊之间，散在着粉刺淡淡的遗痕。 

    她14岁，是她21载人生中美奂美仑的一瞬间，旋即倏然逝去——我只能这样认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我无法捉摸，别人也全然不晓。 

    她一本正经地（不是开玩笑）说她上大学是受天的启示。 

    当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我们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问所谓天的启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晓得呢，”她说。稍顷，又补充道：“不过，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从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飘落大学校园的情景。远远看去，宛如一方卫生纸。 

    关于她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身恐怕也不明了。 

    我做了个恶梦。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快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这样的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境。 

    我从床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 

    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水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面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10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12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磷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里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