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吃了面包、色拉和火腿鸡蛋，饭后吃了桃罐头。

    第二天早上煮饭，用马哈鱼罐头、裙带菜和蘑菇做了个西式炒饭。

    午间吃冷冻过的乳酪饼，喝浓奶茶。

    3点，蘸橙味甜酒吃了支"黑塞尔奈茨"冰淇淋。

    晚间，用电烤箱烤了带骨鸡，喝了黑加仑汁。

    我开始再次发胖。

    9日下午看书架上的书时， 发现一本旧书最近好像有谁看过。只有那里一点灰都没有，书脊套封也窜出一点。

    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坐在沙发上翻开书页。书名叫《亚细亚主义溯源》，是战争期间刊行的。纸张质量极差，每翻一页都有一股霉气味儿。也是因为战争关系，内容偏执无聊，每看3页就几乎叫人打1个哈欠。然而还是好多地方开了天窗，关于"二·二六事件"竟只字未提。

    啪啦啪啦漫不经心翻看的时间里，发现最后面夹有一张白色便条。看了半天看的全是发黄的旧纸，因此这白色便条看上去很像是个奇迹。夹这便条的右边那页是卷未资料。上面排列着有名的或无名的亚细亚主义者的姓名、出生年月、原籍。从头依序看去，大约正中间碰到"先生"的名字，就是把我弄到这里来的"羊附体"先生。其原籍是北海道××郡十二瀑镇。

    我把书扣在膝头，茫然良久。语言在头脑中成形花了很长时间，就好像有人给我后脑壳以狠狠一击。

    本该注意到的，本该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本该最初听"先生"是北海道贫农出身时就核对清楚才是。纵使"先生"再巧妙地抹杀过去，也肯定是有某种调查方法的，那个黑西服秘书就必定马上调查。

    不，不对。

    我摇摇头。

    他不可能没做过调查。他不是那种马虎人。无论多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正像核查我的反应和行动的所有可能性那样。

    他一切都已经了如指掌。

    此外无从设想。而他却故意不厌其烦他说服以至威胁我，把我送到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就算要做什么，他也应当远比我做得得心应手。即便出于某种缘由必须利用我，也应一开始就把场所告诉我才是道理。

    头脑的混乱平复后，我开始气恼起来，觉得一切都那么离奇古怪阴差阳错。鼠明白什么，穿黑西服的那小子也明白什么，唯独我一个人莫名其妙地被置于漩涡之中，我的所思所想全部偏离靶心，我的所作所为无不自以为是。当然，或许我的人生一贯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恐怕不能责备任何人。可是至少他们不该这样利用我。他们所利用所榨取所摧毁的，乃是剩给我的最后、真正最后一滴清露。

    我恨不得抛开一切马上下山，却又不能那样。我已陷得太深，没办法一走了之。最简单的是放声大哭一场，然而又哭不得。我觉得我该真正大哭的还在后头。

    我走进厨房， 拿来威士忌酒瓶和杯子，喝去5厘米。除了喝威士忌，我再想不出别的事可干。

    9．照在镜子里的，没照在镜子里的

    第10天早上，我决定忘掉一切。应该失去的已然失去。 

    早晨正跑步时，下起了第二场雪。湿漉漉粘乎乎的夹雨的雪变成冰片，又变成不透明的雪。同第一场爽快雪不一样，这回下得很讨厌，附在身上不肯落下。跑到半路只好不再跑了，回家烧洗澡水。在等水开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炉前，但身体暖和不过来。潮乎乎的寒气无可抗阻地浸入体内。摘下手套手指也回不过弯，耳朵像针刺般痛得像要掉下来。整个身体如质量糟糕的纸粗糙不堪。

    在热水里泡了30分钟，又喝了杯加进白兰地的红茶，身体总算恢复常态。不时袭来的发冷感竟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便是山上的冬季。

    黄昏时雪仍在下，草场白茫茫一片。及至夜色笼罩四周，雪终于停了，深沉的静寂再次压来。一种无法抗御的沉寂。我把唱机调到自动反复功能，听了26遍温克·克洛斯比的《有雪的圣诞节》。

    雪当然没有久积不化。如羊男所料，到大地封冻还有一些时间。翌日晴空万里，久违的太阳慢慢花时间溶化着积雪。草场上的雪于是斑斑驳驳，刺眼地反射着阳光。复折式房顶的雪大块大块从斜坡滑下，出声地掉地摔碎。雪水一滴滴落在窗前。一切都那么清晰那么灿烂。每一片橡树叶的尖端都光闪闪噙着水珠。

    我双手插进衣袋，站在窗前凝望如此景致。一切都与我无关地拓展开去，一切都在与我无关——与任何人无关——的情况下生生不息。雪下了，又化了。

    我一边听雪的融化声或塌落声一边打扫房间。由于下雪的关系，身体彻底迟钝下来，加之形式上我算是擅自入住别人家里的，房间还是应该给打扫打扫才是。何况我本来就不讨厌做饭和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