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倒是蛮喜欢手工劳动时的节奏感，也挺享受那种眼看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废物逐渐变得井井有条的满足感。几星期后，我终于清理完地面，带着满手的水泡功成身退。 老婆非常高兴，她说，“现在我们只需要挖出两条深沟，准备50公斤的肥料，然后就可以种玫瑰花了。”她开始翻阅玫瑰花目录，而我则去包扎手上的水泡，并买了一把新的鹤嘴锄。

我从坚硬的地面往下挖了大约3码深，突然在草根间看到有件旧兮兮但是黄澄澄的东西闪了一下。一定是哪个老农夫在许多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喝完茴香酒随手把瓶盖丢在了这里。我扒开上面盖着的土，乖乖，不是瓶盖，是一枚硬币！我把它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它在阳光下发出金子的光辉，水滴沿着金币上长着胡子的人像直往下掉。

这是枚1857年的20法郎硬币，一面是留着山羊胡子的拿破仑三世的头像，名字旁边雄纠纠地刻着他的头衔：皇帝。另一面有一个月桂花环，冠上刻着“法兰西皇帝”的字样，钱币边缘则有一句每个法国人都知道而且深信不疑的话——上帝保佑法兰西。

老婆和我一样兴奋。她说，“可能还有更多，继续挖。”

十分钟后，我找到第二枚金币，另一枚20法郎的硬币，上面刻的日期是1869年。除了在拿破仑人头像上长出的一个花环，岁月似乎不曾他的头上留下任何痕迹。我站在自己挖出的洞里大概地算了算，还可往下挖20码左右，以目前一码一枚金币的速度来看，我们将挖到满满一袋子的拿破仑金币，说不定都够到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beaumaniere）吃顿午餐了。我继续挥动鹤嘴锄，越挖越深，直到手开始脱皮，透过汗珠，我仔细寻找着每一丝“拿破仑”发出的亮光。

一天下来，我并没变得更富有，只有一个深得足够种下一棵大树的深洞。不过我相信，明天一定可以挖到更多宝藏。没有人会可怜巴巴地只埋下两枚钱币，它们一定是从装满了的袋子里掉出来的，而这一笔留给辛勤园丁的意外财富，一定就在左右。

为了评估这笔财富的大小，我们请教了《普罗旺斯日报》理财版的专家。在一个人们习惯把家当换成黄金藏在床垫底下的国家，一定有一份黄金价值的换算表。结果是介于1号金锭和墨西哥50比索币之间，这枚20法郎的拿破仑金币现在值396块法郎，如果钱币上的人头像完好无损的话，就更值钱了。

从来没人会如此卖力地挖东西，这不免引起了福斯坦的注意。在去葡萄园清除霉菌的路上，他停下来问我在干嘛。我说种玫瑰花。

“真的吗？这么大的洞，一定是很大的玫瑰吧？要不是玫瑰树？从英国来的吧？在这儿种玫瑰很难，到处都是黑斑病。”

他摇摇头，看得出来，他接下来准备劝告我还是悲观点好。福斯特遭遇过各种不同的天灾，而且非常愿意把他在这方面广博的知识与愚笨到对未来抱有指望的人分享。为了让他高兴点，我把金币的事告诉了他。

他蹲在壕沟旁边，把沾满了防霉剂的蓝色斑点的帽子往后拉，以便听得更仔细些。

“正常的情况下，在找到一、两枚金币的地方，往往意味还有其他金币，不过这儿可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他挥动棕色的大手掌，指着房子的方向，“水井那里应该更安全，或是烟囱后面。”

我说他们也许是在慌忙中随便埋下的，福斯坦又摇摇头，我明白“慌忙”并不是一个他所能接受的想法，尤其牵扯到藏黄金这一类的事。“一个农夫绝对不会慌成那样，至少对拿破仑金币不会如此，这些钱只是他们运气不好，不小心掉在这里的。”

我说对我而言，已经是个好运气了，但心里头巴望着他赶快回葡萄园解决园子里的问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手上水泡更多了，壕沟愈挖愈深，愈挖愈长，金币数目却还是维持在两个。这实在不合理，没有农夫会在口袋里装着金币到田里工作，宝藏一定就在附近，就离我站的地方不远。

我决定去问问自认为通晓普罗旺斯所有秘密的专家――聪明、贪心、生性狡诈的马索。如果这世上真有人只需要闻闻风的味道，往地上吐吐口水，就能找到狡猾的老农夫藏金子的地方，那一定非马索莫属。

我穿过森林到他家，他家的狗闻到我的气味，蠢蠢欲动地发出低吠声。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们会挣脱铁链咬伤山谷里所有的生物，我希望在此发生前，马索能先卖掉房子。

马索慢慢穿过他喜欢称之为前院的花园，其实是一片光秃秃，到处是狗粪，还长满杂草的土地。透过在阳光和他嘴上的雪茄上冉冉升起的烟雾，他斜着眼睛打量我。

“过来散步的？”

“不！”我说今天是来征求他的建议的。他咕哝了一声，踢了狗儿们几脚，让它们安静。我们分别站在他家和林荫道之间生了锈的铁链两侧，他身上清晰地发出大蒜和黑烟草味儿。我告诉他关于那两枚金币的事，他把烟从下唇上取下来，检查潮湿的烟屁股，他的狗在旁边走来走去，扯得腿上的链条叮当直响，憋着嗓子发出低低的吼声。

他终于在自己脏兮兮的胡子尽头处找到了安顿香烟的地方，向我靠近。

“你还跟谁说过？”他越过我的肩膀四处张望，仿佛是要确定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太太，还有福斯坦，就他们两个。”

“别再告诉任何人，”他说，用满是污垢的手指摸摸鼻子，“那里可能还有更多的金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

我们沿着小路走回去，好让马索看看我发现金币的地方。他告诉我为什么全国上下对金子这么狂热：政客是始作俑者，从大革命开始以来，先后有皇帝、战争、数不清的总统，还有能让100块法郎在一夜之间变100生丁的贬值。总统们大多是白痴，只知道争权夺利，难怪连头脑简单的农夫都不相信巴黎的那些混蛋们印的纸钞，而只相信黄金。马索把手放在前面，用指头比划出一堆想象中的拿破仑金币的形状。黄金永远是最好用的，尤其在战乱时更好用。而最有价值的黄金，就是死人的黄金，因为死人不会和你争。“我们俩运气多好，能遇到这样的事儿！”看来，我多了位合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