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希望当时我问了他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说我会再和他联系的，就把电话挂了。我脑子里满是对爸爸“不择手段”给我谋来的那个机会的幻想。 

    我盘算这些事情的时候，妈妈已经切开了香草奶油蛋糕，把一片片蛋糕放到纸盘子上。她打开礼物的时候，我想的还是爸爸提的那事。凯瑟琳，玛丽亚——她的眼睛上已经画上了紫色的眼影—— 

    我和妈妈一起拍照片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拍照的是妈妈的朋友伊迪，她举着相机说：“笑一笑啊……呃，等等，这个机器我怎么就是用不来呢？” 

    我们站在那里，露出牙齿微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是我挥动球棒的样子。 

    我努力集中思想，让自己融入到妈妈的生日派对中去。但我的父亲，从很多方面来讲他非常像一个小偷，把我的注意力给偷走了。在大家吃蛋糕的时候，我悄悄溜到地下室，打了个电话预订好第二天的飞机票。 

    妈妈说话的时候，常常以“做个好孩子……”的句式开头，比如说“做个好孩子，帮妈妈把垃圾倒掉……”或者是“做个好孩子，帮妈妈去店里买……”我到妈妈家的那一天，还是妈妈的好孩子，但爸爸的一个电话，让那个好孩子转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不得不和每一个人都说谎。这并不太难。我带着公司的寻呼机，跑到楼下没有人的角落自己呼叫了自己。然后跑上楼。寻呼机响的时候，凯瑟琳就在我身旁。我装作很恼怒的样子，骂骂咧咧的去看我的寻呼机，一边还嘟囔着“星期六也不让人安宁。” 

    我假装回了一个电话。假装很生气。我编了一个谎，说一个客户坚持要在星期天开会。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不能等等吗？”妈妈问。 

    “我知道，这太不象话了，”我回答。 

    “我们明天还计划好了一起吃早午餐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不能再和他们通个电话吗？” 

    “不行，妈妈，”我回嘴道，“我打回去不好。” 

    她低下头。我吐了口气。越为自己的谎言辩护，越让人生气。 

    一个小时候后，出租车来了。我抓起包。我抱了抱凯瑟琳和玛丽亚，她们两个从皱着的眉头间勉强挤出半个笑容。我对大家嚷嚷着“再见”。众人都对着我说：“再见啦，再见啦，一路顺风……” 

    最后，在众人的喧嚣声中，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爱你，查……” 

    车门关上，把妈妈说出来的最后那个字也关在了车门外面。

 夜晚-比赛

    在昔日球星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赛场边的宾馆住下，这让我想起我的职业生涯和到处旅行的生活。我睡不着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打转：球场里会有多少观众，我会不会连一个球的边都擦不着。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我起床，试着做了一些伸展运动。我发现房间电话的红灯在闪，说明有人给我留言。我给前台挂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起码有二十来次，才有人接。 

    “我的留言信号灯在闪，”我说。 

    “唔……”接电话的人打了一个哈欠，“……这里有个留给你的包裹。” 

    我到楼下的大堂。服务生拿出一个旧的鞋盒子，上面贴着我的名字。他打着哈欠。我打开鞋盒。 

    我的钉鞋。 

    显然，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双鞋。他肯定是半夜到宾馆来过，但没有打电话到我房间，只是把盒子留下。我翻了翻，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他的留言。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双鞋，那双满是褶皱沧桑的鞋。 

    昔日球星赛安排在正式比赛开赛前一个小时举行，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赛的时候，大多数座位都还是空的。风琴响过。扩音器里传来了欢迎的话语，观众席上的观众稀稀拉拉的。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我们被一一介绍出场。最先亮相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活跃在球场上的外场手鲁斯特-阿伦贝克，然后是六十年代的明星，内场手威利“波波”巴博沙。他的笑容非常具有感染力。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露出招牌式的笑容，跑出场向观众挥手致意。等轮到我出场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为他而鼓掌。只听到播音员说，“来自于1973年锦标赛冠军得主队的……”可以听出播音员故意顿了一下，好像要吊起人们的兴趣一般，“接球手查尔斯“鸡仔”贝纳特”。鼓掌声一下子变得稀稀拉拉的，热情的掌声变成了应付的掌声。